北京時間2015年3月10日凌晨，Apple Watch正式發布。對于可穿戴市場里的仿制者們，這很可能是又一支興奮劑。

　　仍在涌入的創業者

　　2014年，Funcode創始人李凌霄把10個傳感器、一塊5*5cm的主板縫進內褲，并配備一個“大哥大”外形的控制器。購買者可以使用這套成本30-40元的可穿戴設備自慰。

　　李欲以此融資。他拒絕了一位想出200萬元占50%股份的投資人。當他把主板縮小至3*5cm時，迎來了愿出幾百萬元占10%股份的投資者。

　　“在深圳，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很多。”1989年出生的重慶人李凌霄對《創業家》說。他加入的“智能硬件聯盟”，已有400-500人，大多是可穿戴設備創業者。

　　張沖，Galaring創始人，記者的一位老朋友，1982年出生，也是“聯盟”中的一員。2013年，在智能戒指流行的窗口期，他成立了公司，并用7個月做出了Galaring G1，戒指內存儲的個人信息和驗證信息可傳給有NFC(近場通訊)功能的手機。那段時間，他幾乎天天下工廠，東莞深圳來回跑，每天2-3趟，凌晨1-2點回家。Galaring G1銷售額100多萬元，給他賺了點兒小錢，但很快就賣不動了。2014年2月， 張又做了智能名片——Galacard，定價299元，賣出5000-6000張后，又賣不動了。現在，張沖進入了李凌霄的領域，正在開發一款“飛機杯”(男性成人用品)，內置傳感器。用戶使用時，它會記錄次數、時長。這一產品的想象空間比前兩次要大：它能采集數據，上傳到云平臺，與醫院對接。“比如發現有一哥們兒時間特別短，可以向他推薦一家男科醫院。”

　　這位在不到兩年內頻繁轉換陣地的創業者說，在深圳，可穿戴這個圈子很熱鬧，大部分是想賺點兒錢的創業者。“我做情趣用品的初衷也是賺錢，它簡單，且有剛需。”這個圈子錢也很熱，深圳一家本地投資機構已經給張投了500萬元。

　　這些“想賺點兒錢”的創業者，把MCU(單片機)、傳感器、通訊模塊輪番加入到各種不起眼的生活用品中，如尿布貼、充氣娃娃、兒童玩具等，使它們具備“智能”，并聲稱當用戶變得足夠多時，他們會搭建一個云平臺，進行大數據挖掘。

　　最瘋狂的時刻

　　2013年是深圳可穿戴設備最熱的時候，友宏科技總經理顏宏武對此記憶猶新。

　　深圳松崗長約6公里的廣田路旁，全是各式各樣的電子加工廠。一路東行至路尾處，有座普通的三層樓小院，院里堆放著雜亂的包裝紙盒，廠房面積5000平米左右。

　　這是規模據說可列深圳前三的可穿戴ODM工廠——友宏科技。負責接待的彭經理介紹，這里有6條生產線，員工300人，一年營收超過1億元。

　　在一個面積約20平米的會議室，記者見到了顏宏武。顏是做計步器起家的。2006年，日本計步器開始風靡，這是智能手環的前身。 “時逢日本一個類似衛生部的機構，提出‘日行萬步’對身體有好處。單靠日本的訂單，就把工廠養得肥肥的。”顏宏武回憶。計步器的主要部件是運動傳感器，核心是算法。顏從日本引進技術，算法由西鐵城提供。“上世紀70年代，西鐵城就發明了機械式計步器，把它戴在身上，走一步響一聲。后來，日本把它改造成電子感應式，走路時不發出聲響，但必須別在腰間，垂直狀態時就會計步。”顏說，當時主流計步器有幾大品牌：西鐵城、雅馬哈，還有一些來自日本軍工。那時尚無”可穿戴“一說，叫萬步計或步數計。

　　之后，顏開始生產3D計步器，能別在身體任何一個位置，且精準度更高。

　　2009年是一個轉折點，顏不再跟隨日本，而是單獨成立了一個團隊專門研究算法，推出了USB計步器。“這是我們做智能的開始，第一個客戶是雅馬哈，一次性下了10萬部的訂單。”顏說，USB計步器的商業壽命大約維持了1年半。

　　市場沒起來前，深圳同期的計步器工廠也與友宏一樣，被一代又一代技術推著走，給國外廠商供貨。2011年，歐美一些手環品牌流行起來，如Jawbone、Fitbit，國內廠商咕咚也上市了一款健身追蹤器。2012年，谷歌推出了智能眼鏡，蘋果被曝正組建一支100名的工程師團隊研發智能手表Apple watch。新公司如Pebble成了弄潮兒：在Kickstarter創造眾籌1026萬美元的紀錄，吸引了摩托羅拉、三星、LG和索尼等眾巨頭的注意力。

　　對于深圳可穿戴市場究竟是被谷歌眼鏡還是被歐美手環點燃的存在不同意見。深圳矽遞科技(Seed Studio)創始人潘昊認為，“當時這些深圳的創業者，他看東西很少有舉一反三的，一般是看這個東西好，然后做一個一樣的。所以他如果是看谷歌眼鏡的話，大概會做谷歌眼鏡。做手環的遠比做智能眼鏡的多，所以我覺得點火的是手環。”

　　無論如何，深圳可穿戴設備市場爆發了。

　　“那時候，我剛好碰上日本經濟全面下滑，對工廠沖擊巨大，若再這樣下去，生活都維持不下去了。”顏說。顏很少提前做市場分析，習慣坐等客戶找上門來。“根據他們找我們的迫切程度，就知道這個行業火不火。”

　　2012年某天，顏宏武正在辦公室側倚著沙發休息，麥開創始人李曉亮一行人突然帶著圖紙闖進來。顏打開圖紙，兩眼隨之放光，當即決定免費給這個“迫切”的闖入者研發，快速切入可穿戴設備。

　　那也正是李曉亮最窘迫的時刻。“我正在開發一款運動追蹤器，很缺錢，總公司投資50萬元，研發了半年花掉40多萬，賬上只有7萬元。由于訂單小，我們先后找了30多家工廠。”李對《創業家》說。

　　李給同處困境的顏帶來了方向。 “我沒想過這東西能賺錢，”顏說，“只是覺得有意思，要跟著行業一起走。”

　　當年6月，麥開運動追蹤器A190上線，售價259元。“在京東、淘寶 、天貓等渠道上架后，銷量處于全國第一。” 訂單從最初的1000個慢慢上漲到5000、10000個，上市一年半銷售額突破1000萬元。

　　同時段國內有兩大追蹤器品牌：一個是咕咚，另一個就是麥開。李曉亮說“根據得到的數據，我們的銷量是前者的5-6倍。”咕咚追蹤器早在2011年便已上市，但銷量平平，到第二年已基本無人問津。

　　某種程度上，麥開是第一個讓顏宏武嘗到甜頭的國內客戶，給他很大啟發：他專門成立了一個團隊，服務創意型客戶。經過反復思考，他還為工廠提了個新口號——專注于智能硬件。

　　2012年9月，趁著運動追蹤器熱賣，李曉亮再次找到友宏，想做一個智能手環。他買來Jawbone UP、Fuelband等各種手環，研究其材料、電池、屏幕、工藝等。

　　但到2013年4月，李曉亮把手環方案停掉了。“我感覺苗頭不對，做的人實在太多。”他決定不再往里面鉆，轉而開發lemon智能體重計、Cuptime智能水杯。

　　他的感覺是對的。2013年，可穿戴設備已經遍地都是：6月，盛大果殼電子GEAK Watch發布;8月，深圳本土廠商映趣in watch面世;10月，耐克推出手環Nike+ FuelBand SE，安全衛士360上市了兒童手環。

　　可穿戴設備的形態早已不局限于追蹤器、手環、手表，擴展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為國外產品，如iHealth 智能血壓護腕、Reebok Checklight智能帽子、Sensoria 智能襪子... ...

　　各式各樣的創業者仍在爭先恐后進入，這與眾籌(如點名時間)的推動不無關系。“2013年是最火的一年，”Galaring創始人張沖對《創業家》說，“似乎誰都能做，資本熱、團隊多。”

　　友宏的訂單越來越多。2013年，一大批藍牙追蹤器廠商找到它，其中新銳品牌ibody首個訂單下了10000臺。

　　ibody的價格低得驚人，僅售99元。同類產品里，FuelBand價格約492元，Jawbone UP3售價1598元。“2014年年中，ibody在京東上團購，首次1000臺幾十秒賣掉，后來上了10000臺，5小時內被搶光。緊接著60000臺，最后也賣完了。”現在回想，顏宏武都覺得不可思議。

　　ibody的訂單讓顏信心倍增。2014年4月，他參加了香港電子展，與三星、LG等世界一流品牌商站在一起。這時，顏才感到泡沫真的來了。在現場，他看到各式各樣的手環，毫無科技新鮮感：只是外觀漂亮，功能無非監測心率、血氧等，這些在ibody上已部分實現。“行業已經爆發，做手環的人一下太多了，更多是在吸引眼球。”

　　展會結束后，5-8月，顏的訂單進入高峰期。“每天有7-8撥客戶，多的10幾撥，3個會議室早晚忙不過來。”顏說，此前月產40000臺是極限，6月份后，各類計步器(不論傳統、USB，還是藍牙)月產10萬多臺，最高月份達到17萬臺。 “大家都瘋了，都要下訂單，都要定制。我們開發能力跟不上，只能篩選一部分。”顏回憶，極端的情況，有幾個老外客戶，裝著幾萬美元現金，直接丟到柜臺上，嚇到了幾位外貿小姐。

　　通過篩選的客戶，顏會按照慣例用編號標記，從AD01往后排，現已排到AD196。“目前，至少有150個客戶還在做。”在友宏的車間里，幾乎保留著每一個客戶的樣品，它們被精致的小塑料袋裝好，釘在墻壁上。

　　看似高科技的可穿戴設備瞬間就跌入了價格戰的泥潭。2014年7月，小米推出一款79元的手環，據顏宏武說，其成本大概為50-60元，并不虧錢，但對高價產品的沖擊是致命的。“Jawbone銷量一路下跌。”價格底線還在被突破。2014年底，一位客戶向顏宏武定制一款產品，欲以底價打入沃爾瑪超市(國外)，售價3.5美元。“預計年產量約400萬臺，1月份是第一批貨，在60000-80000臺之間。”

　　現實是，可穿戴設備越來越賣不動。而據政府部門統計，深圳涉及可穿戴設備的企業已超過1000家。

　　可穿戴設備品類眾多，卻極少出現爆款，銷量多在幾千至幾萬臺。即便是麥開——2014年京東“雙十一”，銷量在所有智能硬件中排名第二，健康類排名第一——2014年銷售額也不過5000多萬元。

　　沒有創新的”可穿戴“

　　深圳可穿戴設備能在得到市場信號后迅速爆發，源于其完備的產業鏈——在這方面，可穿戴所需與山寨手機、平板電腦并無不同。”整個供應商已經很成熟，大多是做山寨機的，山寨機有多成熟，他們就有多成熟，可穿戴只是外形變一下、主板變一下，說實話還不如手機復雜。”張沖說。

　　張的看法可以代表諸多業內受訪者，包括大聯大商貿(深圳)應用技術部經理冀雯雯。大聯大商貿的母公司是亞洲最大的電子元件分銷商。冀在此工作了10年，是資深技術專家，深圳的每一波電子浪潮，她都親歷過。“先是一撥人做MP3，之后分成兩撥，一撥人轉做MP4、數碼相框，另一撥人進入手機行業直到現在。做MP4、數碼相框的那批人繼續分流，一部分去做手持導航，另一部分人生產上網本。之后這些都沒了，全部涌進了平板行業。手機還在慢慢增長，而平板電腦已經平了，甚至有些下滑。”

　　公開資料顯示，絕大部分智能手機、平板廠商都進入了可穿戴領域，如智能手表。他們已經摸爬滾打10幾年，擁有成熟的產業鏈資源，整合能力強。

　　在冀雯雯看來，可穿戴產業鏈分為五個環節：芯片廠商——芯片分銷商——方案設計公司——工廠——可穿戴廠商。一個正確的流程應該是這樣：你是一個創業者，先拿圖紙找到ODM/OEM工廠，如友宏。工廠簡單設計后，再找到專業的設計公司，如大聯大，它們提供技術支持、方案設計等，向原廠采購芯片。冀雯雯認為，與山寨機時代相比，可穿戴行業只是多了幾個新的參與者：工業設計、眾籌、云。

　　手環的核心部件主要為MCU、傳感器(運動、心率、血壓等)、通訊模塊(藍牙芯片)，與手機等產品一樣，這些核心部件分別掌握在少數大公司手中。MCU為德州儀器、博通、Silicon Labs等，傳感器為亞德諾半導體、美信、飛思卡爾等，藍牙芯片廠商有CSR、博通、高通。智能手表結構更為復雜，和手機很像，分別為CPU、內存、存儲、主板、屏幕等，供應商大同小異。 “廠商開發一顆芯片要一年多的時間，現在賣的都是1-2年前就設計好的。可穿戴(智能家居)等的芯片原來就存在，但在物聯網時代，需要連接云，因此用于連接的芯片是新的，比如低功耗藍牙、Wi-Fi。”

　　分銷渠道相比基本沒有變化，只是多了科通芯城、云漢芯城等線上渠道。至于設計方案，“之前也有，更重要的是把已有的東西整合，搭配出來一個新的產品、生意模式。”冀雯雯介紹，大聯大做出方案后，ODM通常拿回去改改，不會重新開發。

　　另外，由于可穿戴設備的設計要求較高，一些工業設計公司也參與進來，比如洛可可。生產環節“有一些新的原材料供應商進來，如注塑“。”工廠都是當年生產藍牙音響、山寨手機轉過來的。“

　　冀雯雯所在的應用技術處，團隊有80人，為客戶提供技術支持、方案設計，目前研發的方案已覆蓋26個行業，如平板、可穿戴、手機、車載應用等。大聯大有充足的可穿戴芯片。在深圳，可穿戴設備每天有200-300條產品線銷售，單智能手表就有5-6個品牌。盡管如此，大聯大還是沒吃到可穿戴這塊“肉”。“出貨量幾乎沒有，或者說開始有一點點。”冀雯雯說。“我們有70-80個可穿戴客戶，大部分是ODM工廠。”

　　缺乏創新、同質化嚴重是可穿戴設備市場接受度低的重要原因。張沖認為，真正的創新是“芯片級”的，但是顯然，與過往的手機、平板電腦一樣，本土創業者遠不具備這種能力。于是，“你只能做一些應用來創新，做成情趣用品也好，做成玩具也好，只能做應用層的。這些你要說有多大創新，我個人感覺不那么算。“

　　銷售量不大又導致“云計算“所需的海量數據無從取得，從而使這個聽起來美妙的前景變得云苫霧罩。

　　在方廣資本CEO洪天峰看來，可穿戴設備根本是“反人性的“，因為“人性本不喜歡戴東西”。更重要的，可穿戴是一個“很窄的領域”，不值得大家“那么關注”。“硬件智能化的范圍很廣，這就是萬物互聯，不要只圍著人來做文章。人身上沒有什么文章，人本身就是高度智能的。我就是高血壓患者，都已經20多年，哪天血壓高哪天血壓低我根本不用量都知道。真正的機會不在這兒，不在于量個血壓，測個心跳，搞個睡眠。可穿戴設備只是萬物互聯里面的九牛一毛，物比人多得多。所以創業要脫離人，要變成人以外的東西。搞智能家居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其實有更廣的東西。之前都是人和人對話，以后是人和物、物和物;關鍵還不只是一個對話的問題，它是智慧，來自于連接、感知和大數據、云計算。“

　　可穿戴市場中抱持“掙快錢“想法的創業者不在少數，對于他們，洪的理論顯然過于宏大了。同樣看好物聯網的科通芯城董事長康敬偉認為，只要蘋果Apple Watch沒上市，中國就不會有可穿戴這一波。

　　現在，Apple Watch真的來了，人們對可穿戴的熱情會被再次點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