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遼寧臺記者張洋在飛往北京的航班上遇到急腹癥，從航班、機場急救到999急救一路掉鏈子，多虧在微博上討論過醫患關系的兩位醫生白衣山貓和阿寶相助，才從999急救中心又轉回三甲醫院，切除80厘米小腸最終保下命來。

　　患者愿意花錢保命、北京不缺頂級醫療資源、航空公司和機場也不想出事，結果卻搞成了人人自危的“999急救門”，這顯然是資源配置和聯接出了大問題。互聯網醫療產業不能坐等旁人推動體系改革，應當拿出自己最擅長的聯接整合本領給出一個新的解決方案。

　　拿我自己當例子，作為一個怕死的小中產有非常簡單的三個需求：第一，我樂意為更高水準的急救保障付費;第二，我希望有可靠的醫生幫我下判斷;第三，我愿意與醫生共擔醫療風險。

　　對此，互聯網公司和保險公司可以做什么?

　　一、提供額外付費的優質急診服務。

　　出門在外，遇到身體不舒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就像張洋在坐飛機時遇到肚子疼，可能只是需要休息的吃壞肚子，也可能是現在這樣幾乎致命的急腹癥。這樣小概率但后果嚴重的情況，最適合保險公司介入。

　　回顧張洋的遭遇，其中好幾次遇到涉及費用的小難題。機場的救護車是收費的，空姐擔心他不愿意承擔;機場急救中心需要交費，他拿出錢包求旁人幫忙交費;上了999救護車，因為司機可以拿到額外三百元收入，過三甲醫院不入硬被拉到999自己的急診中心。

　　回想急診科醫生護士的窘迫收入，我作為一個隨時有可能求助這個體系救命的小中產，太希望其中每個環節的人都能掙到足夠的錢。我愿意支付保險費用，愿意承擔額外的醫療費用，要么花錢買安心證明只是虛驚一場的小毛病，要么盡最大可能把我送到能救命的地方去。我愿意為保命出的錢足夠讓每一個環節都拿到合理的收入，真的沒有必要用扭曲的方式從這樣愿意掏錢的人身上掙小錢。

　　經濟總量高的中國平均下來仍然是一個很窮的國家，建設高水平的兜底體系確實有困難。能不能以更靈活的方式讓愿意額外出錢的人為自己增加更多保障?

　　二、提供急診過程的專業醫生指導。

　　互聯網做醫療被詬病最多的一點，是隔著網絡到底能不能準確看病。可是當我們聚焦“999急救門”中掉鏈子的環節，并不需要額外有一個互聯網上的醫生幫著現場醫生做診斷，而是需要有人能夠擁有你的長期醫療數據并站在患者立場出主意甚至幫著做決定。

　　張洋在航班上肚子痛卻又無法排便排氣的時候，對于航班上的空姐和普通人來說，看起來和吃壞肚子仍然沒什么兩樣。如果在航班上就能有急診醫生通過網絡或電話了解情況，可以在救護車到位之前更早發現病情可能比闌尾炎更嚴重，飛機降落后因為機械故障晚開門50分鐘的情況或許就可以避免。

　　更危險的環節出現在不同醫療機構之間銜接的時候。機場急救中心作為二甲醫療機構，沒有診斷出準確病因并要求轉診上級醫院，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也不能要求把機場急救建設成大型三甲。問題是在轉診的過程中，999急救以三甲醫院急診掛不上號和病人自己同意為由，將張洋送到了二乙醫療機構999急救中心——這并不需要專家，只要一位普通醫生能在急診過程中幫助患者做決策，急診掛號和降級轉診這樣的明顯錯誤就可以被避免。

　　在上述過程中，都不需要互聯網醫療隔空做出診斷，只要能準備好長期健康資料并幫助用戶做出選擇，就已經是價值足夠大的全新市場了。

　　三、與用戶互相信任、風險共擔。

　　當張洋從999急診中心輾轉回正規三甲醫院的時候，面臨一個治療中經常遇到的選擇難題：患者急腹癥的病因仍然無法確定，要不要冒險上手術臺?醫院的醫生認為手術指征還不夠，是張洋的朋友阿寶醫生來到現場，替家屬簽字決定立刻做開腹手術，成為保住性命的關鍵一步。

　　醫療最忌諱從結果倒推回去判斷選擇的治療手段是不是最佳。在面對不確定的病情時，需要醫生和病人一同承擔選擇的風險。如果阿寶醫生不愿意為張洋記者承擔風險，或張洋記者不信任阿寶醫生的判斷，恐怕都會出現更糟糕的結局。

　　這種互相信任、風險共擔的醫患關系如何建立?如果大家都愿意承認這個死結想從源頭徹底解決比較困難，互聯網能不能先試著從互相了解開始建立淺層次的醫患互信關系?如果能有一位基礎知識扎實的普通醫生已經通過互聯網醫療與你長期接觸過好多年，熟悉你的生活方式和每年的體檢報告，背后的機構也不是醫藥費的直接受益者，不敢說這樣的互聯網聯接方式能解決多少難題，起碼可以作為重建互信關系的開始。

　　張洋記者在微博上的名字是“@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這次死里逃生之后，他現在試圖推動整個急診體系有所變化，這是個人經濟賬根本不劃算的純理想主義行為。只希望所有人都能少點口舌之爭和空洞表態，多從自身領域和產業做些能真正改善現狀的事情，讓下一個遇到急腹癥的人能夠安心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給一個更好更多元的急診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