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失效到失信的市場毒瘤越來越清楚地被人們所認識，然而危機似乎依然此起彼伏。形成這種癥狀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把危機看做機遇的思維方式也難辭其咎。輿論嘩然時，總有人在其中發現或提示什么發財機會、契機;此前出現的假疫苗事件同樣如此。在世人皆欲殺之際，有媒體公然報道：“疫苗事件”發酵引發RFID溯源概念受關注兩支股票迎發展良機。要想厘清其中的是與非，倡導正道思維是必要的。

　　拒絕投機

　　RFID即射頻識別(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是一種非接觸式自動識別技術。它通過射頻信號自動識別目標對象并獲取相關數據，識別工作無須人工干預。這對于追溯產品責任，避免造假無疑會造成無形威壓;然而，如果以為籍此就可以確保產品安全，則可能構成誤導。這不是不相信 RFID，而是說如果沒有正確的思維方式，正確的理念得不到確立，無論是RFID還是超RFID，都會為造成新的投機，釀成新的危機。

　　而正道思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在危機中可能存在的“商機”面前，拒絕投機。在“疫苗事件”中，如果長春長生生物公司把危機當做贖罪、改邪歸正的重生機會，或許有道理;但是如果把別人的危機當做自己的機會，像蒼蠅發現了雞蛋裂縫一樣撲上去，很難說不是在幸災樂禍。人們為健康而打疫苗，到頭來發現是一場空，不僅個人或者社會損失了一定的金錢，更失去了寶貴的時間，尤其是失去了孩子們健康未來的保證，人神共憤。在這種情況下，去開拓或者推薦其中的什么發財良機，很難說隱藏的不是一種陰暗心理。從思維方式的角度看，這屬于負面思維，我們也可以說這次“疫苗事件”是負面思維釀成的。因此有必要強調正面思維，以剔除負面思維的消極因素。涉事企業如果真能改邪歸正，那就不僅要堅持正面思維，還要回歸正道，即堅持正道思維。

　　由此可以看出，正道思維的基礎是正面思維，但是需要把正面思維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切實堅持取之有道的宗旨。在一定的語境中，能夠在危機中看做機遇不能說不正面;但是在實踐中很容易被不懷好意的人利用，客觀上會產生副作用。比如轉移話題、模糊責任，對導致危機產生的深層次的問題不了了之等等。作為國產疫苗的輿論崩塌式危機，人們關注點在于這個事件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具體危害會怎樣、監管的漏洞在哪等等，正在進行深層次反思。一篇自媒體文章不僅挖掘了有關企業背后的“疫苗行業三巨頭”的“發家史”，還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管理層低價吞并國有資產、過往的質量劣跡等一系列問題。而RFID溯源概念股迎發展良機之說，對上述核心點的深究至少會產生輕輕放下的作用。

　　應當承認，已經與傳感器集成的新一代RFID標簽，至少在設計上有利于進行事后追蹤，也可以進行冷鏈過程中的管理，足以成為加強疫苗重要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這如同疫苗可以防病被人們普遍接受而受騙一樣，技術上可行與實踐中可靠是不同的兩回事。誰能保證RFID不會催生出新一輪貓捉老鼠的游戲?誰又能保證RFID的廠商不會重蹈三氯氰胺的覆轍?這絕非危言聳聽，任何技術，包括RFID，只能針對特定的指標、維度;只要將特定的指標、維度忽悠過去，新技術對于新的造假手段就無能為力。以三氯氰胺應對蛋白質指標的檢測，就是最淺顯的例子。這就是說，離開了正道思維，任何技術的進步都有可能被不正當異用，引發新的投機。有鑒于此，“王顧左右而言它”顯然不合時宜。

　　辯證有度

　　如果說把危機看做機遇屬于辯證思考，而倡導正道思維并不反對辯證思考，而是想指出，把危機看做機遇的辯證思考應當有一定的邊界：面對危機與看到機遇的應當是同一主體，此次遭遇危機與彼此看到機遇的應當是同一事項;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明確危機中的誤道、失道之處，并且能夠進行有效校正、修正。從這些邊界可以看出，正道思維是辯證思考的重要內容，離開了正道思維，有可能造成辯證思考的泛濫。

　　疫苗事件的受關注，固然有其術的失誤(比如流程出了問題、資料造假)，然而更根本的問題是對道的違背。按照一種極端的說法，假疫苗的推出等于“殺人”，那就是在草菅人命。對這個問題的辯證思考，按照否定之否定規律，其第一次否定是對人道的否定;那么其第二次否定應當是在更高的層次上弘揚人道，滿足人民群眾高質量的健康需求，而不是在其中發現什么賺錢良機。實際上，疫苗事件的引爆就是一切向錢看的惡果。有資料表明，長生生物2017年銷售費用為5.83億元，25個銷售人員每人的銷售費用是2330萬元，是同行康泰生物的4倍，成大生物的47倍。營銷投入過大的背后，長生生物涉嫌與各地疾控中心掌握采購權的人員之間存在著行賄受賄、抽取提成等不法行為。對這個問題的辯證思考，顯然不能是去發現什么新的行賄受賄機會。

　　如果超出了辯證思考的應有邊界，所謂的普遍聯系往往不著邊際，無助于實質問題的解決。如果面對危機與看到機遇的不是同一主體，那就很容易導致將別人的危機當做自己的機遇。當然，這里所說的同一主體不是指特定的人或者是特定的個體，可以是由不同部分構成的整體、系統。在同一系統之內，這一部分的危機成為那一部分機遇的現象是存在的，但那也應當符合優勝劣汰之道。疫苗與RFID分屬不同的領域，雖然彼此不能說風馬牛不相及，但基本上是按照各自自身的規律發展。疫苗事件的出現固然為RFID提供了一定的應運空間，但RFID能否得到廣泛的運用，還是取決于自身技術與物聯網水平的提高。自身水平得到提高之后，即使不在疫苗領域運用，也無礙于自己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的作用;否則就有炒作之嫌。

　　即使按照辯證邏輯，經過否定之否定后將危機變機遇，也需要一定的變革，在系統內部進行重整、改革;其前提是厘清是非，而不是直接將危機轉為機遇。的確，辯證思維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時間“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無礙思維活動的正常進行。但是在厘清是非時就不能直接代替形式邏輯思維、科學思維、法律思維，需要一查到底。這并非說它們彼此相抵觸，而是說各有各的認識任務。在特定狀態下，危機就是危機，機遇就是機遇;在厘清是非時不能搞“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否則就會喪失原則，將事實攪局成一本糊涂賬，難以界定責任。當溯及多年前長生公司實際控制人利用MBO鯨吞國有資產等問題時，更需要用法律法規的尺度審視，對把國企脫困作為利益輸送機會的枉道不能遷就。

　　弘道養正

　　對于正道思維來說，無論是危機還是機遇，都有著始終如一的堅持，都是對我們能否堅持正道的考驗，都需要通過正道思維做出正確的選擇。按照荀子的說法，應當是“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敬畏危機，絕不逃避為正義而犧牲的責任;可以利用一定的轉折獲利，但不能去做千夫所指的事情。既然疫苗事件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利用人們對藐視健康傾向的憤怒吸引投資很難令人尊敬。這從反面告訴我們，通過正道思維弘道養正應為業界的當務之急。

　　正視問題，實事求是。既然官方媒體將疫苗事件從失效上升到失信的層次，那么對疫苗事件的發酵應當是誠信之道的警醒，而不僅僅是術的修補。術的修補固然重要，但那可能永遠存在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博弈;道的問題沒有共識，這種可能就會變為現實。權威資料告訴我們，我國已經建覆蓋有疫苗“研發—生產—流通—接種”全生命周期的監管體系，擁有比較完備的疫苗監管體制、法規體系和標準管理，實施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的藥品GMP和嚴格的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范，并建立了疫苗接種異常反應監測報告系統。疫苗事件之所以出現，是博弈慣性使然。通過正道思維正視危機，是為了更有效地應對危機，使得邪不壓正成為新常態，消除博弈慣性。通過正道思維正視危機中的矛盾而不是繞道走，避免逆選擇，有助于在改進中回歸正道。

　　在危機波及之處正面回應，通過正道思維體現業界正能量。特定領域出現危機，有“發酵”之勢時，其他領域無動于衷也是不可能的。業界人士作為社會中人，以一定的言行表明態度，施加影響正常、正當。一方面不必以陰謀論解讀危機，另一方面完全可以引以為鑒，反思相應業務，為避免危機發酵提供必要的幫助。疫苗事件發生后，除了阿里，百度、騰訊、搜狗、360等跨界巨頭，丁香園、一呼醫生、小豆苗、平安好醫生等醫療垂直領域的中小玩家，也都紛紛加了這場問題疫苗阻擊戰。這不是為了圈錢，而是為了向受眾提供更有效的服務。比如消費者打開阿里相關APP，掃描藥盒上的追溯條形碼，可確認是否為問題疫苗。但有網友藥盒丟失，反映無法掃描，于是阿里又新增了“批號查詢”的功能，彌補了提供相應安全信息的短板。

　　對于處于危機中心的主體而言，堅持正道思維就是要正本清源，通過自我更新實現“鷹的重生”。對長生生物造假被曝光原因的正道思維就是要看到社會主旋律的力量，而不應當歸之于內部員工的舉報這一“偶然”因素。員工因為薪酬、調崗不公而舉報看似偶然，實際上是該公司沒有真正堅持以人為本的必然結果。從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該公司在用人上長期任人唯親，有排斥異己的案例;實際控制人不懂業務，為了提高產量而違規使用較大規格的發酵罐進行細胞發酵等等。如果一定要說從危機中看到機遇，那么這應該存在于該企業內部敢于說真話員工的覺醒之中。員工舉報采取“實名”的方式，在監管部門調查時給予配合，都是勇于負責的表現。我們相信，當該公司原有的實際控制人受到法律制裁之后，勇于負責的骨干會有更好的施展才智的機會，這是正道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