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RFID國標過去歷史的人恐怕難以想像，表述清晰、簡單的一條原則竟是RFID國標之爭的焦點。

　　在今年三月召開的兩會上，59位政協委員聯名提交了一份提案——《關于國家強制性標準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NPC）的推廣應用工作必須立即恢復的提議案》，提案中寫道：國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將近60位政協委員聯合署名、提交一份議案，這一幕在兩會上并不多見。

　　人們想知道的是，在提案背后究竟有怎樣的故事？

　　緣起NPC

　　時至今天，李西平仍然堅持認為自己是RFID國標的捍衛者。除了“中國RFID標準工作組數據格式組副組長”這個有些拗口的頭銜，李西平還有一個為人所熟悉的身份，那就是商人。他曾經在香港商界打拼過15年。

　　2001年，李西平迎來了一個重要投資項目。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現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的前身）的人主動找到李西平，想拉他一起合作搞一個大項目——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簡稱NPC）。

　　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是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標委）的直屬單位。1991年，中國加入國際編碼協會，由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下屬的物品編碼中心推廣條形碼。但是條形碼只有碼號沒有產品信息顯示，只能在企業內部實現管理功能，不能實現產品信息的共享，并且由于編碼資源不足，只容許有限的企業注冊使用。

　　國標委由此決定研制一套中國自己的全國產品統一代碼。2001年，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開始著手NPC的研究工作。項目需要資金投入，中國標準研究中心找到了李西平。當時李西平為北京鑫運通信有限公司董事。

　　李西平覺得這個項目很有前途，而且利國利民。“在NPC推出之前，國內各政府部門一直是‘萬碼奔騰’，各部門所使用的編碼碼位不同，編制方法不同，數據庫功能也不同，全國不統一，造成了一個個信息孤島。”李西平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李西平所在的鑫運通信公司認為投入大筆資金去做NPC要冒很大風險，不過這沒有動搖李西平的決心，他辭去了鑫運的董事，另外找投資方共同組成了一家新公司——北京鑫科運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2002年初，鑫科運通與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簽署了《合作協議》。2月9日，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正式批復同意成立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管理中心，以推動《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編制規則》國家標準的貫徹實施。

　　2002年9月，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北京鑫科運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與北京東方捷碼科技開發中心三方為共同發起人，注冊成立“中標全國產品統一代碼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標公司）。北京鑫科運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占50％股份，中國標準研究中心占30％，北京東方捷碼科技開發中心占20％，后兩家股東實際控制者為國標委。李西平任中標公司總經理。

　　中標公司以獨立法人身份市場化運營，它的業務是負責NPC的推廣、注冊與管理。不久之后，國標委下文，同意中標公司使用全國產品統一代碼管理中心名稱。李西平記得當時有一個“官督民辦，市場運作，政府啟動”的十二字方針。

　　“當初我們在研制NPC的時候，就確定了NPC今后的載體是二維碼和電子標簽。二維碼用于低端產品，是電子標簽的補充，起到拾遺補缺的作用。”李西平解釋了NPC和電子標簽的關系。

　　代碼管理中心也即中標公司最終完成了NPC的編制工作。2003年2月11日，NPC被正式頒布，標準編號為GB18937，為強制性國家標準。為了推廣NPC，代碼管理中心發展了6家代理，之后這個數字增長到14家。據李西平介紹，本著十二字方針，NPC的研制、推廣沒要國家一分錢，中標公司為此花費巨大，代理商們的投入也相當大。

　　作為NPC的載體，電子標簽的標準制訂工作隨后啟動。2003年11月，國標委下文，正式批復成立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該工作組由中國電子標準研究院的王立建為組長，李西平等三人為副組長，秘書處設在代碼管理中心。

　　2004年1月30日，在中國電子標準研究院的大會議室，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正式宣告成立。工作組由信息產業部、國標委、代碼管理中心牽頭，幾十家微電子企業共同參與。據李西平回憶，標準組的勢頭非常好，第一次開會，準備了四五十人的座位，結果到了100多人，會議室擠得滿滿的，連走廊里都是人。“我記得當時相關領導說了，我們做了這么多標準，還從來沒有一個標準是這么火。”

　　NPC順利推廣，電子標簽工作組正式成立、紅紅火火，RFID國標的制訂工作是如此順暢，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完美。

　　EPC與NPC的斗爭

　　事實上，NPC和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的好日子沒過幾天。NPC只推行了一年多時間，就被喊停了。

　　2004年5月，國標委下發國標委辦（2004）44號文，撤銷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管理中心，整頓中標公司，之后將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管理工作統籌納入物品編碼中心管理。李西平認為NPC之所以只推行了一年多，就被叫停，其中的轉折點就是EPC進入中國。EPC是由美國的“EPC （電子產品代碼）環球協會”提出的電子產品編碼標準。EPC globel作為EPC的推廣組織，迅速和條碼組織——國際物品編碼協會EAN和美國統一代碼委員會UCC合并。之后，由EAN與UCC正式接管EPC在全球的推廣工作，憑借以前條碼鋪設的渠道大力推進EPC。條碼已經在全世界推行了數載，根基深厚，EPC借力條碼下的江山，自然風頭強勁。

　　EPC隨后把腳踏入中國。之前，國際物品編碼協會EAN已與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在推廣條形碼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現在，ENA再來推EPC，在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看來順理成章。

　　2004年1月，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成為EPC global授權的、國內惟一代理機構，負責EPC的注冊、管理和業務推廣。EPC在中國發力與NPC的推廣在業內人看來勢同水火：電子標簽的代碼只能有一種，如果NPC推開來，EPC在中國只能是死路一條；如果EPC長驅直入，NPC只能愴然消失。“物品編碼中心是推廣EPC的，現在卻把NPC交給它來管，后果可想而知。”李西平說。

　　從2004年初開始，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和中標公司開始各唱各調。2004年4月和10月，中國標準化協會、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一年中先后舉行了兩屆國際EPC與物聯網高層論壇，為EPC在中國的推廣造聲勢。另外，由于NPC和條形碼的贏利方式都是向企業賦碼，物品編碼中心的分支機構設在各地的質監局，從2004年初開始，陸續有地方質監局對NPC推廣有意見，并反映到國家質監總局，而國標委正是質監總局的直屬行政事業單位。

　　由不同標準路徑導致的矛盾在2005年5月8日最終爆發。當天上午，中標公司召開董事會，通過一項決議：撤銷李西平總經理職務，同時宣讀國標委高新（2005）29號文，大意為，中標公司的一家代理機構涉嫌違法，中標公司管理失責，不適合繼續管理和維護NPC；經研究決定，將原中標公司擁有的NPC授權轉交給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當天下午，來自中國標準研究中心的董事安排員工交接工作、查封賬戶。

　　“這口氣你咽不下呀，我們的中央數據庫建好了，整個程序、軟件開發都弄好了，NPC正式向社會推廣了。這時EPC進來了。”被撤職后的李西平現在說起這件事，仍有一萬個不甘心。

　　對此，國標委和物品編碼中心有自己的解釋。在接受《商務周刊》記者采訪的時候，物品編碼中心技術部主任李建輝曾說過：“雖然EPC在2003年11月才成立，但已經在美國經過多年的研發，并在實際商業需求的基礎上經過無數次的測試和調整。因此，從條形碼可以順利地過渡到EPC。反過來看，NPC要與電子標簽相結合，首先要有大量的基礎研究，而且要有各種技術測試。” 李建輝進一步表示：“NPC怎么樣保證大多數企業都愿意放棄EPC而使用NPC呢？如果讓國內的企業放棄EPC而選擇NPC，那么至少要保證NPC是一個成熟、穩定的系統，或者有技術上的先進性，但現在顯然不是這樣。”

　　NPC被喊停，當初的14家代理也損失慘重。實華開是NPC最早的6家代理之一，中國RFID產業聯盟執行秘書長、實華開公司副總裁歐陽宇介紹說，當時為了推廣NPC的業務，實華開招了30多人，投入了七八百萬人民幣，整整一年，NPC業務就沒有什么進展。這七八百萬最后全打了水漂，當初招的人也全解散了，七八百萬對當時的實華開來說不是一個小數目。“投資者問我，你當初說的多么好，中國每年有多少億的市場，做NPC的服務每年能收入多少。現在一個子兒沒見，還白扔這么多錢。我沒法解釋，只能說這個項目上面又不讓做了。”

　　不久之后，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的使命也隨之終結。2004年9月，國標委發布《關于暫停“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由于電子標簽相關國家標準的制定機構之間工作重復，為確保協調一致，現暫停“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的相關工作，待重新整合后再開展工作。成立半年多的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宣告解體。

　　歐陽宇曾親身經歷過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從成立到解體的全過程。他告訴記者，當年的標準工作組從成立到解散只開了兩次會。第一次會是各企業成員介紹一下各自的情況，比如在電子標簽技術方面有什么成果，第二次會則討論了如何把ISO一些現成的標準轉化成國內標準，超高頻的部分還沒來得及討論。

　　作為當年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的組長，王立建在看到標準組被暫停工作的通知時，感覺“莫名其妙。” 至于NPC的“突然剎車”，王立建表示，NPC是我們自己搞的標準，主管部門也在強力推，但突然一下子轉過來了，這種改變是怎么來的？“已經投入資金去辦一件事，有關部門在推，相關文件也有了，那我們就干吧，但是突然一下剎車了。我感覺這行為應該好好反思一下。”王立建提到NPC和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的夭折，連說了幾次“應該反思”。

　　提到NPC的遭遇，歐陽宇告訴記者：“這里面也有中標公司自己的原因。比如他們推NPC的時候，沒有很好地協調代理商之間的利益，出現過兩家代理商同去搶一個地方市場的現象。這樣的話，NPC在陷入被動的時候，并沒有得到代理商們的鼎力支持。”至于NPC的技術問題，他表示：“客觀上來說，技術方面，NPC比條碼先進了一點兒。最主要的一點是NPC不用給國外交一分錢，而條形碼每年要給國外交錢，要花大量外匯，包括以后的EPC以后也要給國外交錢，這是一個最大的區別。”

　　李西平向記者講解目前數據格式組提交草案中的編碼原則

　　作者：劉軍

　　兩個標準組

　　NPC倒下之后，反對照搬EPC作為我國RFID標準的聲浪卻起來了。反對意見很集中：一是如果全盤照搬EPC，除域名費用外，中國企業每年還要向美國交納大量的信道通訊費用。其中，在EPC網站上注冊一電子標簽號碼每年收0.5萬至4萬元人民幣，這意味著中國每年將有數以千億計的資金流到美國；二是由于根服務器（中央數據庫）在美國，我國企業的商品信息——包括產品產量、進貨及銷貨渠道、生產成本等，美國EPC Global 公司可以了如指掌。這將給我國帶來嚴重的安全信息隱患。

　　有人曾算過這樣一筆賬：按照中國有6000萬戶大小企事業單位、個體業主和具有商業行為的自然人計算，即便EPC每年平均收取1萬元人民幣，那么這個費用就將達到驚人的6000億元。

　　前段時間，沃爾瑪的有關負責人訪問中國，跟王立建聊起EPC收費的事情，說EPC現在經濟上也比較困難，等推廣開來之后收費可能會下降。王立建問能下降多少，沃爾瑪的人預測了一下，說怎么也會下降一半吧。王立建笑了：“即使下降到1/10，我們每年也要交幾百個億啊。”

　　2004年6月30日，國標委發出邀請函，邀請信息產業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等國家眾多部委業務司的領導參加EPC和物流網指導小組。信息產業部用特急函回文，指出如果全面照搬EPC的標準，不僅會給我國帶來嚴重的信息安全隱患，同時EPC中所含的知識產權問題也會對國內企業形成桎梏。

　　據李西平透露，在2004年8月，由十幾個部委參加的電子標簽標準研討會上，幾位發言人痛陳全面照搬EPC的弊病。

　　對于NPC的支持者們來說，NPC被停掉之后，抗爭的行動從未停止。這些抗爭逐漸引起了原來對NPC不熟悉的人的注意。今年三月份兩會上的提案就是一個最明顯的體現。

　　同時，相關的研發工作仍在進行。上海通用化工技術研究所所長謝建平一直致力于十進制網絡的研究，2005年，他領導的十進制網絡工作小組在NPC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套中國RFID標準方案——《DPC與商聯網白皮書》。DPC標準最初在廣東試用，如今已經在上海落地。提起NPC的夭折，謝建平不無遺憾：“當初NPC和EPC打仗，我是有想法的。如果當時早幾年把NPC編碼和網絡結合起來，NPC就更完善了，那就不至于讓EPC鉆了空子。”

　　新的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也重打旗鼓另開張。2005年12月，在北京友誼賓館貴賓樓，重新組建的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舉行了成立大會。這次的牽頭人是信息產業部。

　　“信息產業部出面來做這件事情，是很讓人欣慰的。”李西平欣慰之余，仍有擔憂：信息產業部制訂的是行業標準，制訂出來之后要去國標委報備、取得標準文號。“根據法律規定，國家標準出臺之后，行業標準自動作廢。只有國標委有權力制訂國家標準。”

　　在他看來，這種狀況導致很多企業采取觀望態度。目前，中國做微電子的企業成千上萬，標準工作組內的成員只有100左右，大部分企業態度還不明朗。

　　再有，就是標準工作組經常邀請業內專家獻計獻策，但有的專家難免會有疑問：“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不是被停了嗎？你們現在又在做，是怎么回事？”李西平很無奈，這些事情一句話兩句話很難解釋清楚。

　　標準工作組目前的狀況是，截至今年4月底，已經共收到27份標準制定草案。6月，工作組將向主管部門上報標準制定工作計劃。

　　NPC也迎來了轉機。今年4月26日，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主持召開了NPC國家標準修訂工作會議。時隔兩年后，NPC終于等到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但是所有支持NPC的人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物品編碼中心的NPC標準修訂討論稿潑了一盆冷水。

　　在第一條“范圍”中，討論稿明確寫著：“本標準適用于不參與國際貿易、不進入商業流通的產品與服務的有關信息處理和信息交換，不適用于商品條碼編碼所適用的產品和服務的編碼。”

　　“這等于給NPC關了禁閉，在不適用條碼的情況下，再用NPC。”李西平說。王立建則表示，從現在修訂稿文本草案看，NPC基本就沒法用了。

　　修改稿草案還把NPC由國家強制性標準改為推薦性標準，同時去掉了“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編制規則”中的“全國”兩字。這些都引起了NPC支持者的不滿。

　　目前，關于草案的修改意見已經反饋給了物品編碼中心，最終的修訂稿還沒有出來。記者致電物品編碼中心，他們以“目前NPC標準還在修訂中，不方便接受采訪為由”婉拒了記者的采訪。

　　RFID產業聯盟秘書處剛剛搬入新家

　　歐陽宇目前正致力于中國RFID產業聯盟的發展

　　技術之爭，市場之爭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所有支持EPC或者其他國外標準的聲音中，有一個共同的觀點：中國要制訂自己的標準，那么技術上相比國外將差很遠。

　　謝建平聽到記者說有人堅持認為中國RFID技術比國外落后20年，語氣變得很激奮：“不可能。你把美國現有的東西拿來跟咱們的比一比，誰的先進？誰擁有專利權，特別是電子標簽編碼和網絡的結合上面，現在就可以比，比三項：一比發明專利、知識產權；二比理論基礎；三比應用范圍和市場化的概念。實際上美國EPC在中國只可以做研究應用，如果涉及市場應用將會侵犯我們的專利權，沒有中國專利權人同意，EPC根本不可以在中國大規模推廣，我們講的都是事實。”謝建平率領的研發小組在1998年就在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申請了相關專利，并在2002年就拿到了編碼和網絡結合的專利權。

　　有業內人士指出：RFID技術并不深奧。自動識別技術十幾年前就有了，只是最近幾年才有了突破性發展。中國即使與國外有差距，差距也不大。國外可以把芯片做到一個米粒的1/100，即使我們暫時做不到這個水平，也不影響電子標簽在中低級產品中的應用，可以先在中低級大量推廣，然后再發展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技術。

　　“如果不把產業的舞臺留給我們的民族企業，到最后會發現我們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這是商務部某負責人在RFID國標研討會上的發言。李西平把這句話一字不錯地轉述之后，無比痛心地又加上一句：“我們犯過的錯誤還少嗎？隨便一想就能想起幾十個例子。”

　　當然，正面的例子也有，那就是被業內人士津津樂道的IC卡國標的制訂，而這個項目當初正是由RFID標準工作組組長張琪主抓的。

　　第一代身份證推出之后不久就發現了弊端，無法自動識別，那時也可以推二代身份證，包括公交IC卡，但那時推就只能全部引進國外的技術和設備，因為國內的產業鏈還不成熟。

　　那時，金卡工程組不斷組織人去國外考察、學習，了解國外先進技術。直到最近幾年，國家才開始推IC卡。“我認為這對進度的把握很好，等民族企業已經對國外的技術充分理解、吸收了，有了自己的產業鏈、生產規模和技術，才開始推IC卡。這次政府啟動，真正受益的不是外國企業，而是我們國內企業，這是很揚眉吐氣的。”

　　目前，近百家企業參與了電子標簽標準工作小組。李西平認為企業參加標準組，可以清楚標準制訂的進度。不至于突然發布標準，企業反應不過來，那樣就給外國企業留下了機會。“對于國標的制訂來說，IC卡的成功經驗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企業不斷在跟、在投入，一旦條件成熟，國家一聲令下，大家一下子就做起來了。”

　　目前，全世界很多國家也在積極制訂本國的RFID標準。日本推出了自己的UID標準，韓國、德國、法國的標準制訂都在進行中。“我和日本、韓國同行們交流，一個共識是首先要有自己國家的標準，然后才是兼顧別人，包容其他。”李西平越來越堅定了自己的看法。

　　王立建，這個在各種標準的起草、討論、制訂中摸爬滾打了數十載的老工作者告訴記者：“我們會全力參與ISO標準，但ISO標準不能代替中國標準，國際標準大家誰都可以參與，但是只有你自己的標準才能代表你的利益。”

　　王立建不無感慨地說：“我覺得有位老領導的話說得特別好，前任科技司司長徐順成說過，中國有十三億人口，我們的標準就是國際標準。你想想，十三億人的標準還不是國際標準嗎？”沃爾瑪曾經要求中國的供貨商全部采用基于EPC標準的電子標簽。王立建的看法相當尖銳：“沃爾瑪有1/4的東西采購自中國，1/6購自溫州。如果我們不使用EPC，它會不會就不從中國采購了？去別的地方采購，它的成本就上去了。”中國是制造大國、出口大國，但同時也是消費大國，誰也無法忽視一個13億人的市場。王立建意味深長地說：“就看我們會不會利用這個優勢。”

　　越來越復雜的標準

　　“一流企業抓標準”。這句耳熟能詳的論斷時刻提醒著企業們要時刻關注標準、參與標準。事實上，圍繞國標所進行的利益之爭已經越來越趨于白熱化。多因素糾纏在一起，成了國標制訂過程中一個又一個難以解開的疙瘩。“標準是各種因素綜合產物，我們很多標準小組都有外企參加。現在制訂標準，越來越復雜，考慮的東西越來越多。”王立建說。

　　“過去一個技術的成功推廣、并形成一個產業，往往是三分技術需要七分協調，現在甚至變成一分技術和九分協調的比例。”電子標簽標準工作組組長張琪在工作組成立大會上的發言發人深省。這似乎是對最近幾年一系列國標制訂過程最精辟的概括、最生動的寫照。

　　作者：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