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國家強制性標準NPC的意外“休克”

在2006年8月，《信息產業部給國務院有關電子標簽情況的匯報》指出，EPC在華擴張更深層的戰略目的在于它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掌控全世界（包括中國）所有的產品及產品流通信息資源

這會全面喪失國家信息安全和在國民經濟基礎信息領域的主權和主動權，特別是對于國防和軍隊信息化以及政府采購

一項關系我國信息和經濟安全的強制性國家標準，緣何在高調實施兩年之后，悄然“休克”？2006年，59位政協委員要求恢復執行該標準的“政協最大提案”得到了相關部門正面回應，為何歷經一年依然未果，甚至標準前途更加逼仄？

今年“兩會”，楊匡滿等政協委員再次遞交了《關于國家強制性標準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NPC）的推廣應用工作必須立即恢復的再提議案》（下稱《再提議案》）。

截至《第一財經日報》發稿時，在這份提案上簽名的代表已經有72人。有59名代表簽名的2006年提案被表述成“自政協有提案以來聯署人名最多的提案之一”，今年的《再提議案》“毫無疑問將成為政協最大的提案”。

“這是某些部門只顧部門利益，把國家利益放在一邊的結果。”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政協委員楊匡滿指出。

NPC與EPC（產品電子代碼）兩個標準，前者是我國自主創新、完全擁有知識產權的國家強制性標準（編號GB18937），2003年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下稱“國家質監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又稱“國家標準化管理局”，下稱“國家標準委”）頒布并實施，2005年被宣布取消；后者是美國EPC Global公司推出的一種產品電子代碼，2004年正式進入中國，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國家質監總局、國家標準委所屬機構）為其代理單位。

二者致力于以電子標簽（RFID）為載體，對產品信息進行標志、登記、儲存和管理，以建立一個基于企業和產品信息的“物聯網”或“商聯網”。

就此，記者多次致電國家質監總局辦公室和國家標準委辦公室，但都因對方表示“不方便評價此事”、“不知道誰負責評價這件事情”，不能獲得進一步信息。

政協最大提案

楊匡滿認為，NPC標準是利國利民的大好事，“事關國家信息安全和經濟安全，應該盡快恢復實施”。他同時指出，擅自叫停該標準的國家質監總局和國家標準委不顧國家利益，只管部門利益，應該承擔相關責任。

楊匡滿說，為了保障問題的解決，《再提議案》將被直接遞交給國家信息化辦公室處理，而去年的送交處理單位則是國家質監總局。

“去年的提案對EPC在中國的進程起到了一定的阻截作用。”楊匡滿說。

在《再提議案》中，簽名代表聯合提出，應該撤消“國標委2005[29]號文”（注：該文件廢止了NPC國家標準）和所有限制NPC標準在我國推廣實施的文件，尤其要撤消把中國NPC標準的施行工作交由美國EPC在華唯一代理——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統一管理的錯誤決定。

“所謂NPC和EPC之爭，其本質就是中美兩國在WTO框架下對中國商品物品信息權的歸屬之爭，是高掛在國家信息主權和控制與反控制層面上的戰略競爭，是信息資源、國家經濟安全、核心標準技術以及國家體制機制、行政能力等方面的綜合較量，這不單純是個經濟和技術問題，弄不好會危及國家安全。”在2006年政協會議上，代表們遞交的《再提議案》如此表述限制EPC標準、推廣NPC標準的理由。

在執行環節，委員們建議，組建由國家發改委、信息產業部、財政部、商務部、國家標準委、海關、工商、質檢、統計、藥監等相關行業主管部門參加的“NPC標準應用推廣工作領導小組”，由國信辦牽頭，領導和協調NPC標準在各有關行業和部門的應用與推廣。而標準的實施和推廣應用“要堅持采用官督民辦、市場化運作模式”。

對于EPC標準，《再提議案》指出，在國際統一的代碼標準形成且我國明確采用該標準之前，應該禁止各級政府、行政部門及下屬機構在我國宣傳推廣；確有市場需求的非國際標準可由民間機構代理，并按WTO協議享受國民待遇。

NPC被逼入窄巷

攸關如此。

事情能否在再次提案之后很快得到解決，楊匡滿心里卻沒有底，因為，NPC標準被廢止一事涉及因素“比較復雜”。

這種“復雜”，在過去一年中，楊匡滿等簽名代表都有深刻的體會。

2006年的提案提出后，國家標準委有關人士很快便找到了楊匡滿家里，商談NPC標準的推進問題。

據楊匡滿透露，當時，相關人士代表質監總局黨委和國家標準委明確表態，NPC的推廣應用工作還要搞，但因涉及產品進出口等方面的問題，標準的恢復和進一步推廣需要一個過程。

現在回憶起來，楊匡滿覺得有點遺憾的是，那次溝通談得比較簡單，僅進行了淺層次的交流，而且，此后雙方再沒有過進一步接觸。

“恰恰在恢復NPC的實施和推廣這個關系到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核心問題上，國家質監總局和國家標準委的主要領導一年來無任何行動。”《再提議案》如此總結過去一年相關部門對NPC標準的作為。

楊匡滿說，更加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事情卻在朝著另外一個方向漸行漸遠。

對于已處于“休克”狀態的NPC標準，國家標準委不僅沒有提出任何“解凍”措施，反而在2006年5月，讓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推出了修訂NPC標準的方案，方案核心內容就是：取消NPC標準的全國性；把NPC由國家強制性標準降格為推薦性標準；限制并規定NPC不得進入流通領域。

《再提議案》稱：“該修改方案立即遭到了信產部、商務部等業內知情單位及專家們的堅決反對。”

但于事已然無補。《再提議案》中透露，2007年1月，“經半年多的調查和總局黨委研究后”，國家質監總局監察局內部宣布了一系列人事處理決定。

對此，《再提議案》中透露，國家質監總局官方宣布的處分緣由是：“在NPC標準的制訂和執行過程中論證不夠，決策不慎，給國家帶來重大經濟損失等。”

至此，國家標準委與NPC標準有關的干部，除中國物品編碼中心主任張成海外，大多都受到了各種形式的“處分”和“處理”。張成海的另一個職務是EPC Global China CEO，負責該標準在中國的推廣。

EPC擴張

與此同時，EPC標準則在中國快速而有序地開展，霸占和壟斷著市場。

這被信息產業部等國家相關部委解讀成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

在2006年8月，《信息產業部給國務院有關電子標簽情況的匯報》指出，EPC在華擴張更深層的戰略目的在于它要利用現代科技手段，掌控全世界（包括中國）所有的產品及產品流通信息資源。

“這會全面喪失國家信息安全和在國民經濟基礎信息領域的主權和主動權，特別是對于國防和軍隊信息化以及政府采購；如果我國所有物品均采用EPC，則對我國安全必然造成重大影響。”

據RFID國家標準工作組副組長李西平介紹，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日本就堅決抵制EPC，建立了自己的編碼應用標準體系UID；德國、韓國等國家也不盲從EPC，著力開發本國的電子產品編碼體系。

NPC標準：不戰而亡的“傷城”

國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電子標簽編碼標準的制訂過程中，應牢牢把握這個核心

2001年，李西平真正覺得自己可以大干一番了。

當時，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下級單位，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前身）主動找到他，一起合作個大項目——以電子標簽（RFID）為載體，在全國范圍內對產品實行注冊登記，一物一碼，以建立我國自己的“商聯網”。

該項目即“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下稱“NPC”）”。

李西平當時在某公司擔任董事閑職，過著一個普通商人優適的小日子，波瀾不驚。“NPC項目一下子就讓我來了精神。”

自1991年加入國際編碼協會后，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下屬的物品編碼中心就一直在國內推廣條形碼。但條形碼不能實現產品信息的共享，不利于產品的流通管理和網絡化環境的變局，是一種過渡性編碼標準。于是，國家標準委一早便開始醞釀中國自己的編碼標準——NPC。

李西平認為自己很幸運，可以參與這一“利國利民的偉大工程”。

他隨即辭去了原職，另外組建了新企業——北京鑫科運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2002年9月，該公司與中國標準化研究中心、北京東方捷碼科技開發中心（國家標準委屬企業）一起，注冊成立了“中標全國產品與服務統一代碼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下稱“中標公司”），正式開始推進NPC實業化工作。李西平任中標公司總經理。

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則讓他至今懵懂不清。

坎坷NPC

運作實體中標公司成立后，國家標準委加快了NPC標準的制訂工作。

2003年4月，國家質監總局（國家標準委的上級主管單位）、國家標準委正式發布并實施NPC，標準編號GB18937，為強制性國家標準。

作為NPC載體，電子標簽（RFID）標準制訂工作也隨后啟動。2003年11月，國家標準委下文，正式批復成立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該工作組組長由時任中國電子標準化研究所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王立建擔任，李西平等三人為副組長，秘書處設在中標公司。

接下來，中標公司開始建設中央數據庫，開發相關管理程序和軟件，最多至100多人的隊伍全身心撲到了NPC上。

2005年7月，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在給國信辦的匯報材料中指出，“NPC標準肯定比3G、數字電視、數字集群、WAPI等標準的分量更重……”

一切看似都在有條不紊地推動中。

然而，國家標準委對NPC的態度卻在悄然間發生了根本變化。

2004年3月9日，國家標準委突然發文，下令暫停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的一切工作。5月8日，又發布2004-44號文件，撤銷NPC管理中心。

2005年4月30日，國家標準委再次發文［2005-29號］，全面停止中標公司NPC相關工作，并將NPC交由其下屬的中國物品編碼中心負責（美國EPC在華唯一代理機構）負責管理實施。

剛剛運行了一年多的NPC工作，就此全面陷入癱瘓。

與此同時，國家標準委卻忙不迭地加緊了將EPC高調引入中國的動作。

2004年1月，國家標準委、標準化研究院直屬事業單位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接受美國EPC Global授權，成為其中國唯一代理機構。時任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常務副主任張成海出任EPC Global China CEO。

隨后，他們對EPC標準的熱情在2004年6月達到最高潮。

當時，國家標準委向發改委、科技部、信息產業部等七部委發出通知，邀請相關部門主管司局領導參加“物聯網”和EPC標準化管理指導組，旨在“保障物聯網和EPC技術在我國的應用”。

為此，信息產業部以特急件復函，稱“將我國標準化工作建立在美國EPC Global的識別體系和技術規范之上，不僅會給我國的政治、經濟、企業和個人帶來嚴重的信息安全隱患，同時EPC中所含的知識產權問題，也將會給我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帶來難以避開的桎梏”，對EPC在華的快速發展提出了不同意見。

2004年12月，由信產部科技司主持的電子標簽標準研討會在京召開。國務院十部委、解放軍三總部、全國高校及企業80余位領導、專家代表出席會議，并形成《紀要》。《紀要》提出：“國家信息安全高于一切，在電子標簽編碼標準的制訂過程中，應牢牢把握這個核心……中國必須警惕信息侵略，國家必須掌握電子標簽領域發展的主動權。”

2005年7月，接國信辦主任王旭東（現任信息產業部部長）指示，國信辦調查組出臺了一份調查報告——《關于“NPC國家關系維護國家安全和民族產業利益不應全面封停”》。

該文件結論稱，國家標準委應該立即恢復NPC、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相關工作；同時，在國際標準形成并且我國明確采用國際標準之前，停止任何其他非國際標準在國內的推廣應用。

不僅如此，對于“揚EPC、棄NPC”的做法，國家標準委高層領導也認為有失妥善。

據上述國信辦調查報告，在宣布NPC關停的大會上，國家標準委前主任李忠海公開感慨稱，“我始終認為NPC是個利國利民的好項目”，“是有市場需求的”。

是非判斷如此。“事關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的NPC卻在一片惋惜和呼吁聲中，愈走愈遠，至今不見反彈跡象。

部門利益的犧牲品？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導致國家標準委主任在“不情愿”的情況下，果斷停掉了NPC標準呢？

“說到底還是個利益問題啊”。“條碼每年有一點幾個億的收入……它是各個省標準機構，是我們國家標準事業的救命稻草……因此技術監督局（指國家質監總局）把它看得很重，它們在兩碼服務過程當中得到了利益。”今年的政協最大提案引述了李忠海在公開場合對這一事件的上述說法。

據此文件介紹，國家質監總局和國家標準委長期參與條形碼的創收和分成，下屬機構中國物品編碼中心為直接執行機構。該機構充當美國EPC在華唯一代理后，這一角色將繼續扮演下去。

EPC Global本身是一個營利性公司，對中國終端用戶有明確的收費標準和規定。即根據企業的注冊資金，注冊費收取分5個檔次，從5000元到40000元不等。

按照中國目前登記在冊的大小企事業單位1000多萬個（不含個體業主和具有商業行為的自然人）的一半進行EPC注冊計算，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每年可收取人民幣500億元，如按照國際慣例，代理機構只留取20%代理費，中國物品編碼中心每年將有100億元的收益。

據信息產業部預測，未來5～10年，由編碼體系確立起來的電子標簽產業將達到3000億美元的規模。中國的產品份額將占全球的1/3。

而NPC標準的操作實體并不是國家質監總局和國家標準委，而是中標公司。

據中標公司總經理李西平介紹，中標公司的收費標準是：80元/碼，20～30元/年維護費，兩項收費均8000元/企業或年維護費封頂。同時，對于政府集中領碼的產品用碼，如藥監、軍工、易燃易爆產品等，公司提供免費碼段。

公司所得收入上繳國家相關稅費后，一半上繳國家標準委下屬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另一半則為公司經營所得。

“好好的一件事，卻因涉及中國物品編碼中心和地方質量技術監督系統的利益，只能停下來。部門利益、國家利益孰輕孰重？”在2005年，電子標簽國家標準工作組遞交給國信辦的匯報材料中披露，李忠海的感慨顯得有些無奈。

利益滲透與標準戰略的氣節

由于觸犯了國外既得利益集團的領地和戰略觸角，后者會通過各種手段對新興標準進行打壓

無需多言現代經濟競爭中，掌握自主產權標準的重要性，但為什么我們的某些決策部門卻在如此緊要的問題上犯了迷糊？

“誰使用EPC標準，誰就把自己的信息資源控制權交給了EPC Global。”信息產業部在2006年8月遞交給國務院的《信息產業部給國務院有關電子標簽情況的匯報》中如是指出。

這不僅意味著國家的產業和經濟安全無法得到保障，甚至可能在非常時期威脅到國家安全。比如，目前的很多軍用物資實際上都是民品，這些物資在非常狀態下的集中和流動信息一旦被詳細掌握，相關軍事動向就可以輕易地泄漏。

而這一格局正是美國EPC Global所深有寄望的。即在全球范圍內建成一個規模超過互聯網、以企業和產品信息為核心的“物聯網”，監控、跟蹤全球使用并進入該系統的所有企業及產品的全部信息。

與此類似的是美國締造和主控的互聯網格局——根服務器在美國國內，后來者皆納入股掌之中，且絕無機會跳出此一秩序，只能在此基礎上重新作檢索。這自然適應“地球是平的”新環境，也利于與世界接軌，極端的例子卻包括，正是依靠對互聯網的控制，美國在科索沃戰爭中一下子讓對手陷入現代科技戰爭的盲區。

或可作為啟示？與傳統戰爭概念不同的是，現代高科技戰略競爭中，很可能沒有補救的機會，亡羊而不能補牢。于互聯網格局如此；于電子標簽編碼標準，也是如此。

“為什么我們的標準戰略競爭每戰必敗，甚至不戰而敗？”信息產業部某司長曾多次在內部場合如是感慨。前者如無線互聯網國家標準WAPI，后者則暗合了“休克”中的電子標簽編碼標準NPC。

利益恐怕是其中最核心的因素。

一方面，由于觸犯了國外既得利益集團的領地和戰略觸角，后者會通過各種手段對新興標準進行打壓。

WAPI案中，美國方面上至國務卿、參議兩院，下至各產業團體和相關企業，就通過不同方式對我國政府、國際標準組織等不斷施加壓力，最后將“一個中國國家強制性標準”拉入了尷尬境地，在國際標準體系中屢屢碰壁。

另一方面，更加難以應付的是，這些國際上的利益團體更加善于通過各種手段，培養、卷裹和挾持國內利益代言體（人），進行各種形式的“利益滲透”，即成里應外合之勢。

比如，TD-SCDMA國家3G標準確立以來，國內企業的整體支持熱度就一直不高，某些知名企業反而跟著國外WCDMA電信巨頭一起，批判TD-SCDMA的技術落后性、不兼容性，追捧其他兩種標準。動機中不可排除的因素就包括，如此一來，這些企業合作、代理的WCDMA/CDMA2000標準產品可以繼續啃吃中國市場，與他們的國外“主子”一起維系原來的市場秩序。

同樣，盡管已經被頒布為國家強制性標準，WAPI在國內產業界的推進過程也一直不盡如人意。某些企業根本就不愿意生產適配該標準的產品，因為它們更加在意的是，手頭積壓的迅馳筆記本電腦產品如何賣得更好，以及如何繼續保持好與英特爾的合作關系。

通過類似聯盟，這些國內的利益載體盡管可輕松獲得不少的恩惠，但于我國產業和經濟安全、國家利益，以及這些中國同盟軍而言，無論WCDMA、Wi-Fi (WAPI對應的美國無線局域網標準)，還是EPC的做大和壟斷，都不是一件好事。

長遠來看，影響現代國際間經濟競爭的諸多決定因素中，除能源外，高科技領域的戰略地位正變得越來越重要。標準的搶灘更是贏得主動地位的上上之策。

此中，除了經濟實力、我國龐大市場的后盾外，分外重要但不被提起的應該還包括，投入這一戰役的戰略眼光、堅韌的氣魄，以及凜然的氣節。

在外部壓力和利益誘惑雙重門下，我們的決策者和相關部門、企業，是否樹立了標準和高科技戰略的意識？是否具備抵抗利益誘惑的氣節？是否充分做好了承受和反抗來自各方面壓力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