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一筆20元的公交一卡通押金，北京律師、政協委員和普通市民開展了長達數年的接力訴訟。看似“小題大做”背后，實則是普通市民與壟斷行業和有關部門謀取不當利益之間的對壘。

　　這場對壘目前勝負未分，但它讓我們看到一些機構和壟斷企業通過制造小額成本的方法來損害個體利益。如果每個人都是“好人的可怕沉默”，那么公眾利益就會被不斷蠶食。

　　為20元較勁值不值？

　　“為20元較勁值不值？”這是眾多媒體對北京市民劉巍發問的潛臺詞。

　　值不值劉巍自己心里有譜，她可能還將較真繼續下去。雖然目前為止，她只在本月20日收到北京市發改委程序性的公函回復。

　　她的問題是：“一卡通收20元押金的依據是什么？”發改委的答復卻是：“按照《北京市價格聽證目錄》，一卡通成本費未列入價格聽證的范圍。”

　　盯上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押金緣于一場偶然事件。今年2月，劉巍不小心將5年前領取的一張公交卡折斷了一角，無法繼續使用。退卡時，她得到的答復是，180元的余額可以退，但需按規定辦理退卡手續，7天后方能領到現金，因卡損壞，20元押金不退。

　　她和這20元卯上了勁，從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到北京市政府，再到發改委、財政局、審計局等各個部門，跑細了腿，拋開時間成本不論，那20元一卡通押金還抵不上交通成本的零頭。

　　值不值的議論不少，但支持她的市民亦十分龐大，很多人專門繞到她跟前豎起了大拇指。

　　的確，金額雖小，卻涉及千家萬戶，聚沙成塔。按照交通部門統計數字，截止到去年5月，北京市共發放了4000萬張公交一卡通，押金費用達8億元，押金款的年利息達2800萬元。

　　3月20日，劉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郵寄了一封《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表》，在這份申請表中，她申請公開三個問題：1、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所有一卡通的押金總額產生的利息數額、用途及所屬；2、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所有一卡通的卡內余額的平均流量、利息數額及用途；3、IC卡20元成本明細。此后，相同的申請表相繼被發往北京市發改委、財政局、審計局等行政機構。

　　劉巍的代理人王宇還梳理了一卡通退卡難的現狀，這些現狀或人為抬高了一卡通的退卡門檻。雖然目前北京市建立了豐富的購卡充值網點，613個充值網點遍布地鐵、公交站點，但退卡網點僅有59個，卡內余額高于100元的，只能到西單民族宮的相關網點辦理，且要收取10%手續費。

　　于是，在東直門、西直門等站點，長長的排隊退卡人群已經成為街頭一景。生活在這座城市的部分持卡人，或囿于時間成本，或囿于交通阻隔，只能無奈地讓自己的卡在箱斗中沉睡。

　　申請表遞交后，劉巍沒有得到正面回應，發改委在答復中表示將加強對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的監管，并稱一卡通成本費未列入價格聽證的范圍。劉巍和王宇對這樣的回復并不感到意外，“這將是一場持久戰。”

　　這場鬧得沸沸揚揚的20元押金官司正在進入冷卻期，人們仍然在興奮地充值或懊惱地排長隊退卡。在北京西客站廣場和過街天橋上，每天都活動著大量一卡通“黃牛”，“5元收一卡通”的招牌擺滿了過道，一邊是普通人的無奈，一邊是黃牛黨利潤豐厚的商機。

　　不完滿的訴訟

　　劉巍并不是第一個與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叫板的人。2007年，北京律師董正偉等人就與一卡通公司展開了馬拉松式的訴訟。

　　“雖然最后只是調解，一卡通公司雙倍返還押金，調解比判決好。它促使壟斷企業認識自身經營行為的不當之處，為壟斷企業整改或糾正不當經營行為打下基礎。”董正偉對燕趙都市報記者回憶起當年的經過時說。

　　那一年的2月，董正偉向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被告一卡通公司違法向乘客收取20元押金為由，要求雙倍返還。在經歷過一輪開庭后，4月2日法院針對此案件主持了調解。

　　在調解現場，一卡通公司辯稱，收取20元押金經過了北京市物價局和發改委的批復，是合法行為。

　　董正偉堅稱，對方是狡辯。按照《集成電路卡應用和收費管理辦法》計價格〔2001〕1928號第八條、第十條規定，省級政府有權制定IC卡“押金”的具體管理辦法，IC卡丟失或損壞的，可以收取“IC卡的工本費”。收費標準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或省級價格主管部門審批。由省級價格主管部門審批的，應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備案。

　　雖然北京一卡通公司握有《關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卡收費問題的批復》和北京市發改委2006年3月17日的403號文“關于組織實施公交、地鐵采用IC卡替代紙質月票工作的函”這兩份文件，“但它在程序上是違法的。”董正偉認為，按照《價格法》和《政府制定價格行為規則》規定，制定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公用事業價格、公益性服務價格、自然壟斷經營的商品價格等政府指導價、政府定價，應當建立聽證會制度；政府定價行為應當依法開展成本監審、聽證、論證、和征求意見。而北京市發改委沒有履行法定的定價程序。

　　此外，一卡通公司對于“一卡通IC卡”損壞的定義也有“單方格式合同性質”嫌疑，哪一個持卡人會故意損壞自己的“一卡通IC卡”，其“故意”行為應當由一卡通公司舉證。

　　在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北京市公交集團公布的20元押金的構成明細中，有“卡片損耗及維修費：1.43元/張”一項。“一卡通公司混淆了押金和成本的概念，蒙蔽持卡人(消費者)不履行壞卡的維修更換義務，非法謀取"一卡通IC卡"押金。”董正偉說。

　　業內人士指出，作為一種不記名、不掛失卡，公交一卡通同電話IC卡、銀行卡等商業卡片相比，并無高額制作成本，既然銀行卡和電話IC卡都可以不計成本供消費者使用，同樣是儲值消費模式的一卡通再收取押金于理無據。且如今一卡通的使用范圍不斷延伸，購物、刷卡消費的功能不斷擴大，其中大量的沉淀資金可以為一卡通公司帶來豐厚的利息和投資收益。

　　最后董正偉拿到了40元賠款，但他在這起訴訟中也留下了“遺憾”，“一卡通公司的調解書上"承認錯誤"，并不能夠積極地轉變為公開的"全面承認錯誤和不當經營"。媒體和輿論也沒有將此消息及時全面傳達給公眾。”

　　這一遺憾延伸到后來的結果是，包括政協委員在內的多位市民繼續質疑一卡通押金問題。2008年《反壟斷法》實施后，董正偉又將調解書寄送國家發改委、商務部、工商總局等，對公交一卡通提起反壟斷舉報，但他只接到電話通知，“案件已交由北京市發改委執法。”此后再無聲息。

　　“押金”已成為很多機構和壟斷行業謀取公眾利益的借口

　　"工本費"、"押金"已經成為壟斷行業和有關部門謀取公眾利益的借口。”在進行多起反壟斷公益訴訟后，董正偉發出這樣的感嘆。

　　在取代紙質證卡后，成本1塊多，至多5塊的IC卡，工本費往往被提高到幾十元，高科技的外衣背后是壟斷行業和有關部門向民眾“亂收費”的借口。

　　其實，北京公交一卡通收取押金20元并非是首開先河，各地一卡通押金收費五花八門：上海的押金為30元，后降為20元；深圳的押金40元……也不僅僅是一卡通，如今人們正為各種正當性存疑的押金、證卡、月租埋單：手機月租、購物卡押金、圖書館押金等等，每一筆數額不大，但一算賬總額驚人，且不論是否該收，這些沉淀的資金數額如何？如何使用？誰來監管？公眾無從知曉。

　　“如果我們每個人斤斤計較于自己的成本不去維權，導致社會上很多機構和壟斷企業通過制造小額成本的方法來損害個體利益，從而獲取超額利潤。”北京律師周澤說。

　　周澤曾起訴中國移動違規收取月租費，后來，通信運營商免了他的手機月租費，并賠償他一千元。

　　這些公益官司的訴訟者更多時候還是無奈。“這只解決了我一個人的問題。如果每個人受到權益侵害時不忍氣吞聲，紛紛到法院去起訴，壟斷企業疲于應對，就會糾正其不當經營。”周澤說。他認為，目前我們的法律訴訟體系缺乏一種公益訴訟的懲罰性賠償機制。如果在相關的訴訟中，壟斷企業侵害消費者權益面臨巨額懲罰性賠償，公益訴訟者也可以從中獲利，將大大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概率。

　　一卡通事件余波未了。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楊偉東表示，隨著公民權利意識的提高，類似的事件或許會更多地出現在公眾視野。解決此類問題，政府部門應擔當起公共服務產品價格守門人的形象，此外還要完善相應的公益訴訟機制，讓非法從消費者身上謀取利益者付出代價，以各方合力來糾正壟斷行業的不當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