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智慧地球、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互聯網、CPS、工業4.0等戰略趨之若鶩，各省市試點也紛紛搭建，但正因為方向繁多，始終未決定向那一條路走去?

　　在歷經百年臥薪圖志之后，中國憑借“世界制造工廠”的定位再次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與之不相匹配的是，它很難重新得到在過去幾千年中所享有的尊重。1275年，21歲的馬可·波羅隨父親和叔叔來到了元朝的首都大都，隨后被大都的繁華震驚了。盡管史學家對馬可·波羅是否來到過中國存在爭論，但大多數歐洲人相信當時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富有的經濟和最開放式的精神。

　　20世紀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對此深信不疑，他在自己的作品《隱形的城市》中試圖重現馬可·波羅與忽必烈精彩交談的細節：因為語言不通，只好以手勢、體態乃至神情來表達自己的愿望。他們很艱難地成為彼此的聽眾。但這種生澀的場面出現在元大都則很自然，因為元大都是開放性的城市(中世紀的國際大都會)，來自天南海北，說著各種語言的商賈、雇傭軍人、自助旅行者、外交使節、傳教士、匠人與工程師云集在這里。

　　“每個城郊在距城墻約一英里的地方都建有旅館或招待駱駝商隊的大旅店，可提供各地往來商人的居住之所，并且不同的人都住在不同的指定住所，而這些住所又是相互隔開的。例如一種住所指定給倫巴人，另一種指定給德意志人，第三種指定給法蘭西人??每當有外國專使來到大都，如果他們負有與大汗利益相關的任務，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

　　這樣的情形仿佛再次出現在北京(大都)上。2014年11月5日，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中國首都北京舉行，這離上次2001年中國上海舉辦APEC會議已時隔13年。為此，中國政府實行了非常時期的管控措施，包括單雙號出行、局部地區限行和會議期間北京城區不許噴漆、燒烤等一系列手段。這樣的禁令被認為是中國向世界表示友好的舉措，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世界經濟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變革，這樣的變革甚至被與當年工業革命相提并論。

　　幾百年前，工業革命的曙光照耀了歐洲。其后，歐洲的技術和文化逐漸成為主流，并對全球影響至今，而在當時，中國在清政府的治理下對此漠不關心，乾隆以“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珍奇異寶，并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賚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必集，無所不有。爾之正使等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并更無需爾國置辦物件。是爾國王所請派人留京一事，與天朝體制既屬不合，而于爾國亦殊覺無益。特此詳晰開示，遣令該使等安程回國。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亦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爾友邦，共享太平之福??”的敕書回絕了英國國王喬治三世通商入世的要求，最終導致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政治和經濟繁榮體被徹底翻轉，淪為半殖民地的命運。

　　正因為中國對工業革命的力量心有余悸，所以印象格外深刻。自經濟危機以來，中國就開始尋找轉型升級的出路，對智慧地球、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互聯網、CPS、工業4.0等戰略趨之若鶩，各省市試點也紛紛搭建，但正因為方向繁多，中國始終未決定向那一條路走去。

　　基因

　　在定義未來經濟發展途徑的過程中，美國先后出現過3種定位：智慧地球、工業互聯網和CPS，它也是世界上對未來如何發展思路最多的國家之一。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為美國人身體里藏著創新的基因。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是世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搖籃，硅谷的光芒照耀了整個互聯網時代，史蒂夫·喬布斯、比爾·蓋茨、埃里可·施密特等人的名字與名言更是被現在很多行業大佬奉為圭臬。但是恐怕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些不世出的天才全都有不為正常社會所容的一面。

　　就如由嬉皮士頓悟成佛教徒的史蒂夫·喬布斯，在他的自傳出版后，一位讀者在筆記中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評語：少年時代的喬布斯具備美國戰后一代的兩大特點——才智超群又玩世不恭。中學二年級，他開始接觸大麻，經常“吸著大麻讀名著”，他的中學老師說他是“多種矛盾的集合體”，比如他既無限崇拜莎士比亞，也極力推崇“垮掉一代”文學的代表人物托馬斯·戴藍(Thomas Dylan)。16歲那年，史蒂夫·喬布斯用兩大特征——個人主義價值觀和齊肩長發宣布自己正式成為嬉皮士的一員。

　　這也是很多中國人關注的聚焦點，但不得不說，這樣的對焦是有失偏頗的。實際上，要不是因為史蒂夫·喬布斯后來引發的轟動，中國社會通常將史蒂夫·喬布斯這樣的嬉皮士打上這樣的標簽——潑皮無賴。但只要我們把眼光拉開一點就會發現，在當時的加利福尼亞的土地上，這樣離經叛道的年輕人卻聚在了一起，這批人被當時的媒體冠以嬉皮士的稱謂，在很多正統的人眼里，他們是美國垮掉的一代。1967年夏有7萬多嬉皮士聚集在海特·亞許柏里分享他們的新文化(300336,股吧)音樂、毒品和反抗，他們宣稱將要建立一個“自由城市”，以實現兩種不同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一種是波西米亞主義的、地下藝術的思想，另一種是左派民權主義、和平運動的思路。但最后美國的媒體卻選擇接受這種文化，1967年7月7日《時代》雜志將嬉皮士運動作為其封面故事：《嬉皮士：一個次文化的哲學》，雖然嬉皮士最終因為眾所皆知的原因煙消云散，但不可否認，正是美國文化的包容態度讓世界再次被翻了個個。

　　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戴維·凱澤(David Kaiser)在其著作《嬉皮士救了物理學：讀心、禪和量子》一書中講述了嬉皮士精神對創新的重要性：“20世紀70年代對于物理學家是蕭條的年代，由于工作難找，隨波逐流、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了人們奉行的原則。這時美國加州伯克利一群工作不稱心，卻好奇心不死的古怪另類的物理學家集結在了一起，他們拋開主流物理學界的種種局限，探索科學界無人問津的荒野。他們從東方神秘主義和超感讀心術角度研究量子糾纏態和貝爾定理，躺在伊薩蘭學院的溫泉浴池里討論最新的研究進展，甚至嘗試用LSD迷幻藥提升創造力。難以想象的是，正是這些離經叛道的人卻扭轉了現代物理學的方向??今天的量子信息理論是最熱的科學前沿課題，吸引著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投入以及成千上萬優秀的科研人員, 但這個尖端領域竟然有著嬉皮士的過去。”

　　用平等的眼光去接受并尊敬不被理解的事物，這種精神是美國創新的源泉所在。與美國這種基因相似，德國有著另一種基因品質——嚴謹，正因為此，工業4.0的本質是想連接生產設備實現生產“一體化”。這里面沒有智慧地球天馬行空的想象，更多的是一步一個腳印的落在實處，這樣的精神其實在德國歷史上已經多次重演。“德國制造”最初只是一個表示假冒偽劣產品的貶義詞，為了徹底改變這一品牌形象，德國建立了一整套與生產過程相關的教育培訓體系，例如學徒制教育等，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終于將德國制造變成了高質量的代名詞，正是這樣的教育體系支撐著德國不斷有嫻熟的技術工人出現，保障了德國產品的高品質。

　　這也是智慧城市與工業4.0的基本分歧所在。再反觀中國，創新變革不如美國，嚴謹行事不及德國，但是，中國卻有著別的國家很少具備的經濟基因——思維靈活。36年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占世界經濟份額只有不到2%。在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時，這一比重僅為1.76%(數據來源為世界銀行對全球及中國歷年GDP總量評估及其占世界GDP百分比表格)。而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發展之快讓人瞠目結舌。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國能夠擺脫固有思維的束縛，引進新的思想，并將其和固有理論體系融合。

　　正如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乾隆回信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其后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下，中國開始學習新的世界體系，拋卻了“萬國來朝”的帝國觀，接受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推介給歐洲的世界觀，并真的把主權國家之間相互平等納入到自己的體系中。其間的區別僅在于財富數量和實力的不同，而非任何性質的階層等級。現在，中國將自己看作世界各國的一員，并加速進入其中的角色。而從其企業發展看來，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之后，很快就尋找到了適應自身發展的經濟道路——模仿再創造，或許這是現在很多人詬病的經濟發展障礙，但從之前的統計來看，中國經濟確實取得了實利。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城市金融研究所博士李霖君認為，十年前大多數中國人不具備購買發達國家生產的最新產品或服務的能力。中國企業模仿出來的產品雖然在質量上比發達國家生產的同類產品低，但價格也低得多，中國人可以消費得起，因而擁有巨大的市場需求。而在當時，中國企業如果自己去創新，可能要走很多彎路，經歷很多失敗，成功的概率也許只有百分之一甚至更低。即使最后成功了，考慮到前期的成本投入，利潤可能微乎其微甚至是虧本。

　　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迅速上升時，模仿能帶來比創新更大的利潤。其實，過去幾十年里，發達國家那些技術、產品、服務處于最先進行列的企業，相對而言，它們的利潤率、資產回報率等并不高于中國那些靠模仿賺錢的企業，甚至普遍低于中國的企業。這也是近20年中國的企業規模比發達國家的企業增長更快，從而迅速出現了一批世界級企業的核心原因之一。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可以永遠憑借模仿快速發展下去，從需求角度來看，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基本趕上發達國家時，中國人將開始需要消費最新、最好的產品或服務。那時，模仿出來的產品或服務雖然價格較低，但必然會失去市場，這也是中國急于改變經濟發展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經濟思維依舊靈活。

　　投資

　　從經濟的“造血”功能上看，中國經濟也不可能單一倒向智慧地球或工業4.0。比較美國、德國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之間的不同，就會發覺這其中有著迥然不同。回顧美國銀行業的發展歷史就會發現，McFadden法案、Glass-Steagall法案以及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基本影響了現在美國銀行的發展道路。1927年通過的McFadden法案限制了銀行的跨域經營。因為該法案的影響，許多只能在限定的區域內經營且提供有限的產品及服務的小規模銀行構成了美國的基本銀行體系。禁止跨州設立分支機構使得商業銀行被定義為“單元銀行”，除在自己的州內經營業務外，在其他州沒有任何一家分支機構或辦事處。這個法案造成了許多社區銀行的形成，并在渠道拓展上增加了許多成本。

　　其后，1933年通過的Glass-Steagall法案又創建了三個不同的行業——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業。為了保證公平，政府在這些行業之間設置了很大障礙來阻止多樣化的大型金融公司過大而漠視公眾利益，甚至超出政府的操控范圍。但是，這也使銀行業產品提供不能多元化，造成銀行的相對競爭力下降，不能為他們的客戶提供全套的金融服務。當簡單的銀行產品已無法滿足消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同時國外銀行和國內其他金融機構已開始蠶食銀行市場份額的時候，美國政府在1999年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該法案廢止了Glass-Steagall法案，修訂了銀行控股公司法案，并準許了全新的金融控股組織的設立，它可以從事保險業并經營有價證券，可以經營商業及投資銀行的業務、投資和開發房地產以及其他相關的活動。

　　正因為如此，美國銀行高度分散，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和信用合作社共同組成了美國的銀行體系，但商業銀行卻擁有80%的銀行總資產。而在最近20年內，雖然銀行數量減少了40%，但商業銀行的資產增長超過3倍，大銀行成長的趨勢愈發明顯，這也符合投資創新公司風險的基本要求。創新的失敗風險非常大：100家企業去研究一種新產品或一種新服務模式，研究若干年后成功的可能只有1家，甚至全部失敗。即使有1家成功，這家企業在最初的若干年內，可以從創新的產品或服務中獲得的利潤也不像人們想象中那么高，當然，隨著時間的推延，創新的產品或服務的競爭力會慢慢顯露出來，到那時，才是創新企業收獲的時刻，但在那之前，企業必須有足夠的錢來燒。

　　而德國銀行業則是另一番景象，在德國街頭，極少能看到外資銀行。德國的銀行分類也和美國有所區別，以私人銀行、合作銀行和公共銀行的分法更容易說清其中的不同。有數據統計發現，德國有423家儲蓄銀行和1,100家合作銀行，均為小型、獨立的金融機構，這也決定了德國銀行市場內不同的銀行可以針對不同的客戶，并以一種廣泛分布的形式組織起來。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德國的儲蓄銀行為德國的企業和個人經營者發放了大量貸款，幫助德國經濟度過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2009年，德國經濟下滑了4.7%，儲蓄銀行的信貸承諾卻上升了5.5%，2013年上半年，德國銀行的貸款額增幅為4.1%，這一數字要高于2012年。這樣在危機時期大量放貸渡過難關的基礎是長久以來銀行與企業間的良好合作關系。根據德國一家調查機構的資料，44%的德國公共銀行都是德國企業主辦的。本土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不但穩固而且具有共辱共榮性，羅蘭貝格咨詢公司的合伙人克勞斯·尤赫姆說，“私人銀行、合作銀行和儲蓄銀行之間激烈的競爭造成的低利率。”

　　一方面是穩固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是足夠支撐企業發展的低利率，這樣的構架恐怕是中國企業夢寐以求而不得的，而德國政府卻依舊怕中小企業難度關隘，其出臺了更為激進的規定。根據規定，儲蓄銀行的存款必須高于負債，貸款和存款的比例平均為80%。在這樣的保駕護航的狀況下，德國中小企業從未遇到過信貸緊縮。也正是因為如此，德國的投資結構保證了德國的中小企業能夠進行創新和培育人才等長期項目，這也直接反映在德國工業4.0上，它特別強調未來工業生產形式的主要內容包括：在生產要素高度靈活配置條件下大規模生產高度個性化產品，顧客與業務伙伴對業務過程和價值創造過程廣泛參與，以及生產和高質量服務的集成等。物聯網、服務網以及數據網將取代傳統封閉性的制造系統成為未來工業的基礎。

　　而中國的銀行業與這兩個國家都不相同，一方面，中國的銀行主要是大型國有銀行，另一方面，其對企業貸款并不在行。對此，世界銀行高級金融專家王君直言，“中國的商業銀行已陷入了一個怪圈之中。”它表現在市值、資產規模等大幅增長的同時，國內主要銀行平均不足1%的資產回報率和低于15%的股本回報率并不高。盈利能力差在中國銀行業普遍存在，亟待開發那些回報高的產品。據說，中國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始終比較緊張，為了確保這一點，他們總是喜歡選擇低風險、低回報率的業務，從而進一步導致資產回報率、股本回報率等難以提高。王君認為，要走出這個怪圈，最好的一個途徑就是加大開展小微企業貸款業務。但這樣的道路真的容易走嗎?

　　北京元澤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季立宗對此并不看好，他認為，企業是有自身的經營生長規律的，尤其是在現階段，人民需求正處于一個轉型期，很多企業想干一個很大的項目，但是資金是短缺的，貸款利率是畸高的，企業對銀行只能你糊弄糊弄我，我騙騙你，你騙騙他，最后騙半截下不去了，資金鏈斷裂了，這就形成了項目的爛尾。

　　而中國地方政府在這中間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有一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的時候忽悠企業說：你來吧，我給你地，不要錢。是，地是不要錢，但是地上的稅和費用也要錢，那上面的廠房也要錢，最后造成企業有地沒有房產證，而對于銀行來說，企業光有土地沒有房產證，就不給企業貸款，這又陷入了一個新的怪圈當中。而這樣的問題，在美國與德國是沒有的，這兩個國家的企業可以擁有足夠長時間的低息貸款，來推進自己國家的CPS和工業4.0計劃，但中國還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調整，才能確定往何處去。在這之前，反而應該打好基礎，走完之前未走的經濟道路，得過該得的病，才能有更好的“體質”。

　　讓虛擬經濟推動中國實體經濟轉型發展

　　——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全國虛擬經濟研討會主席、中國科學院虛擬經濟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成思危;中航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林左鳴;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

　　記者：在你看來，中國經濟現在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如果發展虛擬經濟，會不會造成不可控的情況?

　　成思危：如果把實體經濟看成是經濟中的硬件的話，那么虛擬經濟就是經濟中的軟件。在經濟發達的今天，二者誰也離不開誰，而且相互影響。我們分析虛擬資本，也要看到資本有所有權和使用權。確實，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原因正是虛擬經濟的過分膨脹。像美國這次危機，正是因為實體經濟比重大幅度下降，近十幾年來，美國MPS(MPS體系指的是物資資料生產、物質產品生產體系，包括農業、工業和傳統的服務業)占的比重從81%下降到42%，說明美國的金融、房地產等快速發展，而實體經濟比重迅速降低。虛擬經濟是靠實體經濟做支撐的。美國把債券賣給各國，集中了大量資本，換句話說，它的錢不是自己創造的，而是借來的，如果借來的錢產生的利潤高于它借錢的利率，那當然是盈利狀態，但一旦它產生不了足夠利潤，就必然會出現危機。而中國要平衡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比例關系，避免重蹈覆轍。

　　記者：現在發展虛擬經濟對經濟升級有著什么樣的好處?

　　賴小民：從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來看，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有利于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國民經濟及社會發展，主要體現在：虛擬經濟的發展有助于促進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越是發展繁榮，資本所起的作用就越突出。虛擬經濟通過資本價格引導社會資源的流向，引導資本向生產效率更高且經濟效益更好的實體經濟行業領域流動，使其經濟效益優勢發揮得更加充分，并借助產業鏈帶動上下游相關產業發展，促進整個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從而提升社會資源的整體配置效率。

　　另外，虛擬經濟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拓寬融資渠道，為經濟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虛擬經濟以其高流動性和高收益性吸引社會閑置資本投入到股票、債券、金融衍生品等虛擬資本上，滿足了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需求，拓寬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渠道，為企業規模擴張提供資金支持。同時，虛擬經濟的發展帶動實體經濟部門之間技術、勞動力以及自然資源的流動，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使有限的經濟資源優先流向更有發展前景的實體經濟部門，從而提高社會整體經濟資源的利用效率，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還有就是虛擬經濟有助于分散市場風險，充當實體經濟的緩沖器。市場經濟條件下，虛擬經濟的發展可以提供更多的投資渠道，為投資者分散及轉移風險提供合理機制。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引導能夠承擔風險的社會資金來對沖、分散市場風險，虛擬經濟可以起到有效轉移實體經濟領域的部分風險，緩沖實體經濟的過分波動的作用。

　　記者：就華融自身經驗來說，近兩年在虛擬經濟推動實體經濟發展上，做了什么樣的實踐?

　　賴小民：中國實體經濟當前發生困難的關鍵原因在于內外兩個市場的下行——外需疲弱、內需不振。在此情況下，虛擬經濟需要調控，但是我認為金融創新尚不存在過度問題，反而需要鼓勵。所謂的量化寬松、降低資金價格、加大金融供給并非治本之策，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大力發展市場呼喚的“更切中要害、更周到、更雪中送炭”的綜合金融服務，如對危機企業的兼并、重組、并購等救助型金融服務，而非簡簡單單的展期延期、借新還舊;對小微企業的集投資、融資、財務顧問為一體的綜合支持，而非簡簡單單的一貸了之;對高科技新興產業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而非簡簡單單的政府貼息等短期激勵。

　　新形勢下，依據虛擬經濟大力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深入貫徹中央“盤活存量、優化增量”的政策導向，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承擔起“救助型金融提供者”、“結構調整加速器”、“綜合金融服務提供商”的使命與責任。就中國華融來說，當前中國華融已經具有多元化、寬領域、全牌照的金融服務功能。旗下擁有華融信托、華融證券、華融租賃、華融渝富基金、華融融德、華融置業、華融湘江銀行等12家平臺子公司，具有“品牌、牌照、網絡、資源、專業”五大優勢，已經形成了以不良資產管理為核心，融銀行、租賃、證券、信托、投資、基金、期貨等多元化金融業務為一體的綜合金融服務體系，可以通過打業務“組合拳”為實體產業發展提供全生命周期和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在未來的發展中，中國華融將積極履行新時代的使命和責任，不斷創新綜合金融服務，進一步助推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具體而言，中國華融將繼續強化綜合金融服務的“五大功能”：分別是“資產處置”功能;“資產經營”功能;“資產管理”功能;“財富管理”功能和“綜合金融服務”功能。

　　記者：經濟危機后的虛擬經濟有什么樣的創新?

　　林左鳴：首先，廣義虛擬經濟使傳統經濟學規則受到挑戰。過去物品稀缺的本質是使用價值的稀缺，現在商品的稀缺多半表現在虛擬價值的稀缺。傳統經濟的任務是要消滅“稀缺”，廣義虛擬經濟提倡創新，并不是為了消滅“稀缺”，反而是為了創造新的差異化生活，即新的“稀缺”，以推動經濟的不斷發展。而傳統的商業開發遵循“二八”定律，只關注大客戶，但廣義虛擬經濟基于生活對象化，抓住為數眾多的“長尾”客戶，就能實現商業成功。把握這些新經濟活動規律和經濟活動圖式，才能打造出新的商業模式來適應和推動新時期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此外，心理需求創造了更大的藍海。產品如果僅僅定位在滿足人們的生理需求，那么發展空間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反之，如果努力開拓滿足人們心理需求的范疇，則經營的航船就可以駛向無垠的“藍海”。目前，瑞士的“斯沃琪”名表和中航工業旗下的“飛亞達”手表就將上述兩種經營模式有機地融為一體，在創意和挖掘題材內涵上下足功夫，從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微觀層面的企業經營實踐中，企業核心競爭力已經從傳統的資本、管理和技術這三個要素升華為品牌價值塑造、商業模式創新和集成網絡構建這三個全新的要素。比如，由于品牌具有典型的滿足心理需求的高虛擬價值屬性，很多著名品牌已經塑造成公眾心中恒久的快樂體驗，現代經濟進入了一個品牌經濟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