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步入“互聯網+”時代。

　　今年“兩會”上，李克強總理正式提出國家將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助力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互聯網+”一詞從此在全國大熱。

　　近日，記者專訪信息網絡研究專家、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他說，“互聯網+”的社會將更輕盈、智慧、高效，城市會慢慢變得柔軟，更便捷宜居，更有親和力。

　　“+”指傳統行業的各行各業

　　2012年11月，易觀國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于揚在一次發言中，首次提出“互聯網+”理念。他認為在未來，“互聯網+”公式適用于所有行業的產品和服務，也是企業需要思考的問題。

　　2013年11月，騰訊首席執行官馬化騰提出，互聯網加一個傳統行業，意味著一種能力，或者是一種外在資源和環境，是對這個行業的一種提升。當年年底的騰訊we大會上，馬化騰指出：“+”是指傳統行業的各行各業。

　　2015年3月，“兩會”上，馬化騰表示，“互聯網+”是指利用互聯網的平臺、信息通信技術把互聯網和包括傳統行業在內的各行各業結合起來，從而在新領域創造一種新生態。他希望這種生態戰略能夠被國家采納，成為國家戰略。

　　胡泳分析，“互聯網+”上升為國家戰略，是這個詞變得熱門的原因。在這一大背景下，可引發無窮想象：政府會出臺政策，拉動行業互聯網化，“這讓很多人看到機會、空間，創業者、企業管理者視‘互聯網+’為一次機遇”。

　　胡泳認為，雖然互聯網已經對某些行業沖擊巨大，但中國互聯網普及率未達到50%，“互聯網+”變革尚未觸及很多行業，也未引起足夠重視。“這是一種潛在的危機，如果不被行業重視，未來會被競爭對手輕易擊倒，甚至全軍覆沒”。

　　不能只是消費端熱鬧

　　1996年1月，胡泳為《三聯生活周刊》寫了一篇萬字長文《Internet離我們有多遠?》，此后開設“數字化生存”專欄，探討數字化網絡涉及的根本性和前瞻性問題。

　　他是中國首批“最懂網絡的人”，也見證了互聯網在中國的出現和被接受。

　　“經過這么多年，互聯網由一個外來的物種，在中國艱難生根、曲折成長，并具有了中國特色和中國底蘊”。

　　2014年5月，胡泳發微博感慨：“當下中國關心數字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

　　對于炙手可熱的“互聯網+”，胡泳也有憂慮：“表面上看，中國不少產業似乎與互聯網結合得很成功，但你看到的只是消費端的熱鬧。很多行業的生產端、采購端、供應鏈激烈的變革還沒有到來，也未被重視。因此亟需喚醒他們，讓他們對即將來到的變革風暴積極應對。”

　　萬眾創新會倒逼不符合創新機制的行業

　　讀+：當今中國為什么需要“互聯網+”?

　　胡泳：我們應該知道，“互聯網+”是一種基礎性建設。

　　互聯網作為一種高速成長的基礎設施，會帶來很多投資機會和企業成長空間。當然，這個“基礎設施”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談到基礎設施，我們可能會想到網絡寬帶建設、無線基站等，但今天，我們可以把淘寶、天貓、支付寶等也稱為基礎設施。今天的基礎設施，既包括傳統的基礎硬件，還包括服務。這些以互聯網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在當今的中國，還很缺乏。

　　讀+：如何評價“互聯網+”這一概念?

　　胡泳：“互聯網+”這個詞提煉得很準確。

　　我們不需要一個單純的互聯網產業，因為現在早已不是互聯網剛剛出現、試圖普及的時候。

　　今天，雖然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已經高度互聯網化，但能源、鋼鐵等GDP生產大戶，互聯網程度相當低，存在產能過剩、盲目投資、效率低下等問題。在這種狀況下，“互聯網+”概念的推進，能逐步解決傳統行業的能力低下問題。

　　讀+：在很多外國人看來，“互聯網+”在西方世界并不是新鮮事物，中國人提出的“互聯網+”是在玩概念。

　　胡泳：用西方的經驗與中國的現實相比對，肯定不行。中外在“互聯網+”上最大的區別是國家是否介入。

　　當“互聯網+”成為國家戰略，國家、政府會對互聯網創業給予極大的鼓勵與支持，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讓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雖然不能說這樣的舉措一定會取得成功，但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

　　一個國家的政府如此大力度地倡導創新，至少，民眾能獲得的創業機會將極大豐富，這些民眾也會倒逼不符合創新機制的行業，促其改變。出租車行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另外，如果民眾獲得機會，那么這種機會可能是商業的，也有可能是社會的，“互聯網+”勢必會造成中國社會、文化的微妙變化。因此，“互聯網+”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我們對它可以充滿期望。

　　訪談

　　中外在“互聯網+”上最大的區別是國家是否介入

　　“大門口的野蠻人”隨時會到來

　　讀+：普通大眾從字面上理解“互聯網+”是互聯網可以與一切行業發生關系。這種理解是否膚淺?

　　胡泳：我認為大眾的理解沒錯。對于普通民眾來說，“互聯網+”的內涵不需要深入理解，他們不需要概念，而是體驗。比如能足不出戶，方便地在網上挑選商品，他們體驗到這種便利，自然也促進了“互聯網+”的推進。

　　“互聯網+”的內涵應該由行業領導者去思考，如果他們不思考這個問題的話，他們所在的行業可能會很麻煩。

　　讀+：行業不重視“互聯網+”會引出怎樣的麻煩?

　　胡泳：有一個詞叫“大門口的野蠻人”。有些行業的領導者可能會這樣想：隔行如隔山，守住自己的“柵欄”，可相安無事。但互聯網出現后，打破了很多“邊界”，本來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行業，可能突然之間就來到你的大門口，并開始肆意進攻你的地盤。

　　這個“大門口的野蠻人”會給很多行業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比如說，以前你很難想到，手機軟件對出租車行業有什么關系，而現在，前者對后者的影響可謂翻天覆地。

　　從互聯網的視角看，它們會不斷尋覓、瞄準、鎖定一些行業侵入，那些行業大多技術最落后，服務模式最陳腐，體系最封閉，最無視服務對象的感受，我稱之為“四個最”。有這四個特征的行業、公司，最有可能被互聯網襲擊、攻破。

　　所以，每個行業都不能無視“互聯網+”的存在，或固步自封，沾沾自喜，否則，這個行業將岌岌可危。

　　讀+：各行各業被“互聯網+”沖擊的程度是否不一樣?

　　胡泳：我經常將互聯網比作黑洞，如黑洞效應將周邊的東西慢慢吞噬，互聯網終將影響所有產業，影響速率只是取決于它們與互聯網距離的遠近。互聯網最終強烈沖擊各行各業只是時間問題。

　　“互聯網+”對行業的影響首當其沖在零售業、媒體、廣告業發生，這些行業與互聯網關聯最大，受沖擊更厲害、劇烈。

　　第二波沖擊將波及餐飲、旅游、教育、醫療等行業，這些行業與居民生活聯系較近。最后，“互聯網+”將涉及更為“沉重”的行業，比如房地產、能源、金融、批發商業等，因這些產業還以傳統生產方式為主導，所以尚未因互聯網產生顛覆性影響，但這只是暫時現象。

　　兩次工業革命解放手腳，這次變革解放頭腦

　　讀+：有一種觀點：我們正在經歷以互聯網、數字化為核心的技術革命，進入工業文明以來，只有前兩次工業革命可以與之相提并論。你認同這種說法嗎?

　　胡泳：角度不同，結論也不同，對于技術革命，也有多種分法和命名。

　　早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就提出，美國已進入“后工業社會”。他的一個比較重要的標準是，社會中服務業所占有的比例，大大超過第一、二產業，無形資產相關行業更發達。

　　如果這次新技術革命能對社會產生巨大沖擊，導致社會結構發生逆轉性的轉移，那么，它才可以與兩次工業革命這樣的變革相提并論。

　　現在，雖然我國一線城市、沿海地區有相當多的企業能與國際發展同步，但放眼整個中國，考慮到中西部、城鄉差距，將中國的這次技術革命與兩次工業革命相提并論，還為時尚早。

　　讀+：與之前的兩次工業革命相比，新一輪技術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胡泳：之前的技術革命，所發生的領域多是工具類的，比如第一次工業革命以蒸汽機的發明為標志，這便是典型的工具性技術革命，通過這種變革，能提升產業效率，解放勞動力，產生更多產能。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力被廣泛運用，電力不僅是工具，也是一種基礎設施，這種屬性給這次變革賦予了不同的意義。

　　有些變革會演變成一種基礎、前提，在此之上，各行各業都能得到繼續發展的可能。正如新一輪技術革命，我們把人類創造力、熱情不僅放在工具或基礎設施的革新上，還放在知識的產出、分享、被利用的體系中。

　　兩次工業革命，更多地解放了我們的手和腳，現在這次變革，解放的是我們的頭腦。

　　互聯網既是工具，也是基礎設施，同時也是一套知識系統的構建方法，這是前幾次技術革命所不具備的。

　　讀+：“互聯網+”的核心內涵是什么?

　　胡泳：在這個世界上，比特(計算機中最小的數據單位)的作用遠遠大于原子。以往，我們往往通過移動原子創造價值，如大規劃生產背后一定是大規模營銷，讓所有的人克服距離的障礙，去消費同樣性價比高的產品。但是現在，我們發現，真正的價值不是來自移動原子，而是移動比特，即移動無形的貿易、知識、信息、智慧，以此產生價值。

　　原子變化的速度非常緩慢，比特卻可以瞬息萬變。

　　“互聯網+”的核心在于用比特替代原子，以消費比特代替消費原子，這樣將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價值。能在這個過程中積極參與的人，將取得豐厚的回報。

　　城市會慢慢變得“軟”又“輕”

　　讀+：“互聯網+”將給城市帶來什么?

　　胡泳：以前的概念來看，城市是一個沉重的實體，它根據人口的數量、城市人的需求配套相關設施，這個實體的背后有投資，有管理，有各個系統的衍接，這些都是原子的東西。

　　但在今天，我們需要考慮，如何用比特代替原子，改變我們運用實體資源的方式。這種改變的需要也就是城市發展的需要。

　　比如看病，大家是不是都需要起個大早，排著長長的隊，與號販子競爭，掛到一個專家號?其實完全可以用比特的方式來改變這種現象，互聯網技術能實現遠程診療，醫生能通過虛擬設備遠程感觸病人的身體。城市中有相當一部分服務可以完全數字化，不僅能節省市民的生活成本，還能節省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成本。

　　比如，城市交通可轉化有數據管理的科學出行系統，教育完全可以網絡化，繁瑣的辦事手續也可以在網上辦事大廳里完成，

　　在這種趨勢下，城市會慢慢變“軟”，從原來的堅硬實體，變成一個被越來越多軟件支撐運行的系統。城市還會變“輕”，城市的發展將不再以大規劃城市改造、修建高樓大廈為衡量標準，而是輕盈、智慧、高效。

　　讀+：中國的城市在這種“互聯網+”大潮中如何應對?

　　胡泳：在互聯網時代，對城市管理者要求更高了。未來，如果你生活在一個比特式管理的城市中，你的衣食住行將非常便捷，城市的運作也更加高效。比如治安水平，不是看有多少派出所、多少警力，而是治安數據系統是否能良好地運轉，一旦出現狀況，能非常高效地進行處理。

　　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城市中的人有多少時間、多少事情可以在網上完成?服務供應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市民的網上需求?

　　城市管理者能不能用數據系統來管理這個城市，這很關鍵，讓城市的市民生活方便，讓市民擁有健康的身體，治安平穩的生活環境，便利、良好的教育等等，這便是智慧城市的目標。